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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聊天，让那些人站在那里，弄得他们一个个都不自在。

有两个人作了介绍。一个是卡门·巴西里奥，是个拳击手，也是请来的客人之一；另一个是约尼·德斯蒙德，他在晚会上表演歌唱。

晚会的活动结束以后，弗兰克说：“我们走，到告密的那儿去吧。”

那是个称作“象征义演”的小地方，是商业区里运动员俱乐部里的餐店休息厅。主持人是个弗兰克所厌恶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告密者”。

休息厅里济济一堂，大都是从晚会场那边过来的人。我们待在酒吧里，许多人过来向弗兰克致意。

弗兰克和史蒂夫·迪沙弗开始向我们讲告密的事。

“妈的，当叛徒告密的数也数不清，”史蒂夫说。“杀也杀不完。在密尔沃克，你要用卡斯特罗①的大军才能消灭告密的家伙。在这一带，你怎么知道谁是告密的啦，他们在车子里都安装着遥控启动器。”

①　卡斯特罗（Castro，Fidel，1926一）：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古巴共产党总书记，1959年就任古巴总理。

坎特最近在车里也安装了遥控启动器。

弗兰克说，他就想不通：人们怎么能自己反对自己人呢，“告我密的人不可能活到作证的那一天。”

史蒂夫对我说：“我一直在设法帮着弗兰克，不要只管他自己的那个登记业务，而要对城里的那些搞登记赌博业务的人收费，每周收他个1，000美元。因为告密者那么多，他娘的真头疼。让他们经营他们的业务，收他们的钱，让自己的人离开那里，要想找个好伙计管理赌博业务太难了。”

弗兰克说，前年管理他的日常赌博登记业务的伙计不负责任。“我不能一天到晚监视他们，我不想那么干。我要找个能够信得过的伙计。”

“多尼可以干，”勒菲蒂立即搭了腔。“我在干过的赌博登记业务中，和他共过事。他能处理业务问题，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干好。”

弗兰克看了看我。“有兴趣吗？”

“当然有。”

弗兰克抓住勒菲蒂的胳膊。“我们谈谈这个事。”他们到了一张小桌子旁。

我还不是一个入盟党徒，作为联络党徒，我可以从一个家族转借到另一个家族。我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有勒菲蒂的一份，他知道这桩买卖有多大。

我不仅可以为密尔沃克的党徒老板处理赌博登记业务，而且我还有机会打入拉斯维加斯赌场瞒报私利。在党徒控制的卡西诺赌场，瞒报的钱从党徒分红的总数中要扣除。巴里斯特艾里有责任收回那些瞒报的钱，分给这一带与此活动有关的其他家族的党徒。

我为能打开这个缺口感到非常鼓舞。但是我立刻就意识到我干不了这桩事。弗兰克赌博登记业务很大一部分是足球。足球比赛季节要持续大约20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登记业务每周七天都有。眼下正是8月份的时候，足球比赛的季节即将来临。

这样一来，足足要有5个月时间我不能回家。

我没有立即拒绝这份差使，我心里想，或许我能从他们那里逐渐了解一些更多的情况。

勒菲蒂和弗兰克谈了几分钟以后就走了过来。弗兰克说：“好啊，下个星期二你就和史蒂夫在一起干。整个工作营业情况，他要给你作个全面介绍。”

我们在凌晨2点离开了那里。

勒菲蒂把他和弗兰克交谈的情况作了一番解释：“弗兰克对我说，‘你知道，如果多尼接下这份工作，你就要对他负责。你清楚后果。’我说，我一定会负责。他说：‘我一旦真干起来，他要是胡来，你就倒霉了，倒不是他。他们要找你算帐，而不是找他。’我就说：‘你不要想得太多，我会负完全责任。’我还对他说，你是我的亲戚，多尼，任何人都不用为你担心。”

弗兰克要用我，仍然还要打电话给纽约，征求我的副官迈克·沙贝拉的允许，并且记录在案：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比如我当了告密者，或者携款逃匿，这都由勒菲蒂负完全责任。

“我和他握了手，”勒菲蒂说，“不过，握手也不能定论。他仍然要和纽约约定记录在案。我说：‘那好，你去打电话吧，我要拿我的性命为他担保。’托尼，我为多尼所承担的责任……如果他胡来，我就死路一条。纽约市里，他们只是老板与老板通话。这里的这个老板，他打电话给纽约，他同老板谈。如果要派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干。他们只说要进来。我要是因为什么事给杀了，我还不知道脑袋是怎么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