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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生不乐复何如》、《台先生写字》、《台先生的肖像》、《温州街到温州街》、《坦荡宽厚的心》（《作品》，九歌出版社，1993），还有《在台大的日子》、《消失在长廊尽处》、《记一张黑白照片》、《龙坡丈室忆往》、《怀念台先生》、《台先生手书诗稿》（《回首》，洪范书店，2004）等，所有这些，都是难得的好文章。我曾将其中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推荐给北大的学生阅读，那些对台湾的教育制度及文化学术知之甚少的大学生，竟然也都深受感动。可见，并不是因我曾在台大教书，故情有独钟。

在《台先生手书诗稿》一文中，林文月谈及台静农先生一九七五年的托付手书诗卷，那诗卷上书四十五首诗，卷末跋文：“余未尝学诗，中年偶以五七言写吾胸中烦冤，不推敲格律，更不示人，今钞付文月女弟存之，亦无量劫中一泡影尔。”书后二印，上“澹台静农”，下　“身处艰难气若虹”。这长三百六十五厘米、宽十九厘米的诗卷，我曾有幸亲眼目睹。那是二○○一年十二月，我赴台参加学术会议，顺便到台大演讲，得知图书馆有“台静农教授手稿资料展”，大喜过望。而展览中最具震撼力的，便是此长卷。

林文月的学术研究及散文写作，得到了台静农先生的鼓励，某种程度也受其影响——这里说的是“趣味”，而不是具体的写作技巧。在《读中文系的人》一书的《后记》中，林提及台先生劝其放弃小说，专攻散文，理由是林从小生活优裕顺遂，对民生疾苦等未有深刻体验。台先生早年曾从鲁迅问学，出版小说集《地之子》（1928）、《建塔者》（1930），晚年又有笔力雄健的散文集《龙坡杂文》（1988）传世，对“文章之道”自有独特的体味。难得的是，年轻的林文月竟认同饱经沧桑的台先生的趣味——“起初他颇嫌我文笔太过流丽，教我要往平实的方向努力才好。经过了年少好炫耀卖弄的时期，近来我自觉得已逐渐收敛，比较能够符合台先生的要求了。”

陈平原：教授生活，可以如此优雅（3）

一九八一年，林文月刊行散文集《遥远》，其《后记》已谈及如何摆脱往昔的“喜欢铺张缘饰”，而逐渐过渡到“宁取平实而不慕华靡”，作者称“这或即是步入中年的一种心态吧”。我读林文，是在步入中年以后；之所以激赏，是否也是年龄的缘故？对于这个“敏感”问题，我曾认真反省。结论是：年龄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学养和趣味。君不见，文坛上也有越老越花俏者，即所谓“冬行春令”是也。林教授那么早就追求“绚烂”之后的“平淡”，豪华落尽见真淳，与其个人性情，也与其专业训练有关。研究六朝文章出身的林教授，多次变幻方式引用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篇”：“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以收入《交谈》的《我的三种文笔》来说，作者称自己同时兼及论文、创作与翻译，其中关于文章的看法，稍异于往时：“无论执笔为文，或读别人的作品，不再满足于华丽夸饰，而逐渐喜爱淡雅，甚至饶富涩味者。所谓‘瘠义肥辞，繁杂失统’，总不如结言端直为佳。”

依照我的经验，撰写文艺评论，最怕遇到的是“学者型作家”，因其思路清晰，话也说得透彻，轮到你上场，几乎已是“题无剩义”。读林文月《午后书房》的“代序”便有此感，这篇题为《散文的经营》的文章，便是极佳的“夫子自道”，毋庸我再饶舌。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可以有点小小的补充：将学者的“专业意识”以及“学术敏感”带进来，不断探索散文写作的边界以及可能性，这应该是林文淡而不薄、雅而多趣的缘故。尤其是在一个特定时空，摒除杂念，凝神静思，抓紧话题，左冲右突，此类“专题性写作”，使得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神定气闲，有咫尺千里之妙。早年的《京都一年》，将游学京都的种种见闻逐一纳入笔下，“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撰写那些散文的篇章，我其实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对待的”；写散文而多有注释，虽则书生气重，对于游客却十分有用（《京都，我心灵的故乡》，收入《回首》）。

不仅仅是驰骋才情，而是兼及学识与见闻，这样的文章，更典型地体现在其退休前后出版的三本书《拟古》（洪范书店，1993）、《饮膳札记》（洪范书店，1999）以及《写我的书》（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拟古》最能显现作者如何尽心尽力地“经营”散文，而且，此书之兼及古典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翻译以及散文写作，恰好体现了林文月之“三位一体”。《写我的书》原是作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