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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特务当时只二十多岁,与宋的女佣人年龄差不多,而且长相不错。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他们虽然往来了一个多月,这个男特务也从来不去打听宋家的情形,最
后还是被她拒绝不愿再与他往来。
尽管特务们使出各种花招,但并没有生效,而蒋介石还是不肯罢休,仍叫长期
监视宋先生,每周要制成一份监视周报送到南京。上海区便指定两个特务分上下午
守在寓所附近,专门注意出人宋宅的人员,有些乘汽车来的人便将车号抄下来,认
识的人便记住姓名,并记录进出时间。蒋介石虽在百忙中仍不放松这件事,可是担
任监视的特务却因时间久了很疲沓,有时随便在周报上填上几个常去的人的姓名,
或是从邻居佣人方面打听到一点情况,便应付过去了。因为规定只在住宅附近监视,
不追随外出,所以了解的情况也很有限。特务们有时也打电话或写信对宋先生进行
一些侮辱与恐吓,而这些作法只是更增加了宋先生对反动派的仇恨和鄙视。
有次戴笠在杨杏佛被暗杀后问我,宋先生的态度变了没有?我说还是和过去一
样。他叫我好好研究一下对付她的办法。我考虑了很久,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向戴
笠报告。他仔细听了后,认为很好,并叫我作好准备,等他请示过蒋介石之后便立
即实行。
我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
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
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档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只听说德国生产
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
出时,特务开车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
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进时撞去,
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伤。戴笠虽认为这
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我的驾驶
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了。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
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
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
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
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
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
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一九三三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
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
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
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
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
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
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
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
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
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
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
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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