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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和客人专场。斯马兹作为反对条约者参加了工作人员专场。巴黎也成了一个大宴会，街道上人们载歌载舞。沿着壮观的林阴大道，一幢幢建筑物灯光闪烁，卡车忙着拖走一门门俘获的德国大炮（政府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它们重新集中起来）。那天晚上，兰辛很晚才完成当天的记述，那时仍然能听到外面欢庆的嘈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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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8）

当巴黎在欢庆时，德国却在悲伤。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都下半旗志哀。即便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现在都在谈论“可耻的和平”。德国波罗的海沿岸，志愿者曾在这里与布尔什维克战斗（并重新要求德国政权），消息传来宛如晴天霹雳。“这样冷酷可怕的放弃让我们不寒而栗。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国家不会出卖我们。”民族主义者谴责国内卖国者以及签约的联合政府。魏玛共和国从未从这双重重负中解脱出来。民族主义者一再忽视自己的诺言，即不质疑那些投票赞成签约的爱国者，并且极尽其能事污蔑他们在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1921年，厄兹伯格在黑森林度假时，被两个前军官暗杀。一家重要的民族主义报纸说，“这个人的精神一直不快地存留在我们的政府职责和法律里，最后却成了独裁者的替罪羊。”杀害他的凶手逃到了匈牙利，但是希特勒当权后，他们又以“厄兹伯格审判者”的身份，耀武扬威地回到了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人都受到了最后审判。

在英国，凯恩斯在考虑他的将来。条约签订之前，他辞去了财政部的职务，并乔装离开了巴黎。“即便是在可怕的最后几个星期，我仍然充满了信心，”6月5日他在给劳合·乔治的信中说，“我相信你会找到办法使条约成为公正而有利的文件。可是现在显然太晚了，斗争已经失败。”凯恩斯有个想法很奇怪。他告诉维吉尼亚·伍尔芙，欧洲的，尤其是他也作为其一分子的统治阶级将被审判。他还在信中对另一位朋友说，回到剑桥非常高兴。从个人角度来说，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社交上，他都是非常成功的。另外一方面，当他的许多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朋友成为和平主义者时，他为自己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愧疚。并且他们嘲笑他世俗的成功、他的新朋友以及他异性恋的试验。《和约的经济后果》或许就是某种赎罪行为。美国赔偿问题专家拉蒙特也这样说，“凯恩斯感到很痛心，因为他们不会听取他的意见，他的精神倍受打击，并且辞职了。”

那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凯恩斯都在写作。10月凯恩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会议上再次遇到了德国银行家梅尔基奥。他看了凯恩斯的草稿，深有感触。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因为凯恩斯只是重复德国人谈论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事。《和约的经济后果》于1919年圣诞节前夕发行，至今仍然在不断再版。首次出版后一年之内售出了10万册，并且翻译成11种不同的语言，包括德语。条约的主要反对者在美国参议院宣读了摘录。这本书在德国和英语国家取得了广泛成功，它使舆论反对和平解决方案，反对法国。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的一个内阁部长说，“一个鲜血和烙铁的条约，背叛了我们的士兵为之战斗的每一个原则。”

当德国人关于1919年令人绝望的国家事件的记忆逐渐消散时，一种信念开始出现，即只要软弱而尚可宽恕的政客们立场坚定，完全能够抵制和平条约。那条约就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只是张纸而已”。1921年，一位法国外交官向巴黎汇报：“一个利用新闻媒体、海报和###发动的猛烈运动正在德国悄然兴起，以期破坏《凡尔赛条约》的合法基础：德国的战争罪行。”德国外交部设立了特别的战争罪部，以发表批评论文。在巴伐利亚的啤酒城，年轻的希特勒响亮地谴责“可耻条约”的声音吸引了人群。

在英国和美国，公众舆论逐渐倾向于认为和谈者对德国非常不公平。在随后的十年里，回议录和小说如德国的《西线无战事》（英文版发行第一年就售出了25万册）都反映了交战双方的士兵遭受了同样的战争痛苦。战前秘密文件的出版打破了德国应该独自承担战争责任的预设。这些书从战争根源上，将战争责任平均地分配给了已瓦解的俄国政权与奥匈帝国、武器制造商及资本主义。

德国的无数民族主义者时刻将冤屈牢记在心，他们使数百万操德语的人认识到一个事实，自己生活在外国人的统治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在波兰，在自由之城但泽。他们认为裁军条款是伪善的，禁止德国与奥地利联盟是违背自治原则的，赔款则是“惩罚性的”和“野蛮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