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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每次父母总要让我们先端给邻居家，亲戚家的红白喜事妈妈总是给得最多。妈妈从小就没少对我们唠叨“行得春风有夏雨”，人要多为别人着想，他们才会在你有难时帮助你。当时我家隔壁邻居有十几口人，妈妈做馄饨，买3斤皮儿包好，2斤送给他们，1斤留给自己吃；家里有好东西，妈妈也总先给人家吃。父母都是非常本分的人，忠厚、善良、诚实。他们把工厂的事看得比家里的事还大，爸爸负责的机修车间维持着这个8000人大厂的24小时运转，白天忙完了，晚上工厂一有停电、停水、停气的事，马上会有人到我家来叫，爸爸总是二话不说就去“救火”。妈妈的工作需要三班倒，非常辛苦，爸爸便带着我们3个孩子，尽量多做些家务好让妈妈多休息。可没想到，妈妈却经常把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家访，关心车间的姐妹们。

我从小就在父母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氛围中成长。父母对党和工作忠诚的品德终身教育和影响着我。即使我后来当上牛奶公司和光明乳业的总经理，每星期去看望父母，母亲也总会给我讲述《支部生活》中的故事，告诫我权力越大越要廉洁奉公。在母亲重病的两年内，她最关心的依然是我的工作，她盼着我去看望她，但刚坐下又催着我快走，为女儿这样操心让我感慨万千。

在工作和事业上，父母为我树立了榜样，同时，他们也从小锻炼我动手的能力。10岁的那年暑假，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佳芬，你是家里的长女，这个暑假就由你来当家吧！”听到母亲的建议我不禁一愣，但因为逞能和好奇的活跃性格，我就应承了下来。于是，还只会简单算术的我便掌控了全家每个月30元的伙食费，也由此开始了当家算账的“理财生涯”。后来我明白，这其实是很锻炼孩子管理意识的一种方法，比如当时分配到每天是一块钱的菜钱，我负责买菜，于是我便需要算计如何合理利用这一块钱，哪天若买了带鱼，便不得再买其他肉禽了；只有在星期天要改善一下伙食才多买些荤菜，这其实是最本色的管理培训。由于第一个月的出色表现，父母对我非常满意，因此从10岁开始，每年暑假都会由我当家。

除了那么早便成为小当家之外，母亲也很注重对我们生活能力的锻炼，我们3个孩子除了要学会洗衣做饭，她还悉心指导我们学做衣服、做鞋。在20世纪50~60年代，家家户户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于是母亲便铺好鞋底，要求我们每人都一针针地纳鞋底，她负责监督。我们三个孩子便硬着头皮做，可弟弟实在太小，连拿针都不像那么回事儿，因此我做完了自己的“功课”后，转而帮他扎，一旁监督的母亲也当做没看见我们的互助。我从小就心灵手巧，会织一手好毛衣，但母亲却认为还不够，她希望我们能全面发展。她要我们学缝纫，并花大价钱买来了缝纫机，坐在旁边亲自督战，指挥我们上领口、装袖笼，结果我们粗粗拉拉勉强拼成了一件衬衣，根本就没法穿，母亲不但没批评，还当宝贝似的赞赏和鼓励着我们，这令我深受感动，之后缝纫的本领突飞猛进，学会的这些技能甚至帮助我置办了结婚时的部分嫁妆。但我知道母亲留给我的最为重要的财富，是培养了我不奢空谈、动手实干的基本素质，使我懂得了要想干好一件事必须不断鼓励人的道理。

在父母的刻意培养和鼓励之下，我活泼好动和独立自主的个性也在不断成长着，这时学校成了我另一个舞台。我在父母工厂的子弟学校完成了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学业。在学校里，我始终是各方面的活跃分子，我把在家里当家做主的精神搬到了学校，一直担任着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也曾是区少年宫指挥班、合唱班、舞蹈班的小队员，活泼的性格令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我，只要有活动都忘不了我。等到小学毕业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迈进了20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刚刚经历了经济的起伏：和苏联交恶、大批苏联专家撤援；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刚刚开始并“渐入佳境”……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但对于当时尚且年幼又生活在已初露经济中心端倪的上海的我而言，一切都还是那般遥远—我更加乐观活泼，而我的兴趣更广泛了。小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上海杨浦区宁国中学，开始了两年的中学生涯。在学校里，我是学生会文体委员，又加入了学校朗诵队，完全沉浸在充满着青春的激荡气息的世界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异常兴奋地跟着初三年级的大同学“闹革命”。我们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是其中的一员，却不曾想，到最后自己竟成了批斗的对象。那是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