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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重金培育人才

刘鸿生办企业甚重效益，对金钱甚为珍惜，可花可不花绝对不花，可谓辎株必惜，在动用心机、花费力气上也是如此，唯独对两件事，他费心最甚，下力最多，投资最厚，可谓不惜一切，那就是创办企业与教育子女。他与叶素贞两情笃厚，生了八个儿子、三个女儿，八个儿子以念字辈行依次以仁、义、礼、智、孝、梯、忠、信为名。后来，刘鸿生又纳了两个妾，也各生一子。对这十子三女，他一视同仁，均相继送往外国留学。当时送一个留学生再培养成材，几乎相当于兴办一个中型企业的资金，可刘鸿生十分乐为，一再以果断的口吻说：“我舍得！”

顺便说一下，刘鸿生在有钱人中十分正派，从不像一般富豪般寻花问柳，只是不得不应酬时作作应景文章，对叶素贞始终诚爱，虽后来纳了妾，仍不改此情。对子女教育有方，从不大声呵叱，从不苛责，是个典型的既严又慈的良师，要求严又不失真正的体贴，从不强其意志。比如，有一次他要四子刘念智应杜月笙之意拜杜为师，刘念智表示不适当，他当即说：

“不拜也好。你大了，凡事应该自己主张，我不勉强你，只是再嘱咐一遍：千万不可得罪人！”

五子刘念义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来他察觉了，虽觉得很危险，很担心，也很关心，但绝不叮问，而是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都长大学成了，都有了自身的志趣，我绝不干涉。”

孩子们对他也非常尊敬，从没立下规矩，可是在他面前，特别是受教与交谈时，从不擅坐，即便命其坐下，当问到重要事时也不自禁地站起来回答。

前文说过，刘鸿生对“富贵出骄儿”的恶果是十分重视与警惕的，他曾几度集中与分别地、语重心长地讲给子女，特别是出国留学前，留学归国后，平常也不时提醒，可谓用心良苦。而且他更深知，光是说还是不够的，得有措施，用他的话说“要有非常得体的措施才行”。主要的措施就是要子女们学知识，学本领，知礼仪，习自立。输送出国留学的目的便在于此。留学回国后，按说正是二十几岁学有所成的人了，就是到别家企业求职，在那留学生稀少如珍的情形下，还不谋个体面的职务？可刘鸿生却将他们一律放在小职员的位置上，而且均在底层。比如，他四儿子刘念智留英七年回来后，刘鸿生就叫他做了一年多普通的会计员，而且不在他的三大企业内，而是在他刘氏的中等企业码头公司中，并且一再叮嘱不得特殊，要尊重上司，并且拜其为师，上下班均乘首、末班火轮，中午与工人一道吃饭等等。他的子女们也都理解他的苦心，均各乐于接受，认真地从基层做起，熟悉情况，积累经验，体察艰苦，锻炼自立能力。虽说都接受了整套的西式教育，但也都承袭着传统的美德，对父母更加尊重，都不时有意地到父亲的办公室或乘家中聚会之机与父亲谈谈，一来有娱亲、交流之意，二来也愿听听教诲。后来的历史证明，刘鸿生的十三个子女无一骄奢、庸碌，便是刘鸿生不惜工本苦心教育的成就。

对子女的智力投资不惜重金，对一些他所看中的可用或可造之才也是如此。重金厚酬为他整个刘氏企业聘用了大批专门人才不说，他还曾为几个技术人员的出国或在国内培训出资，为企业立了功的丁继尧更被送去留学深造，当然他负担全部费用。在他初登“煤炭大王”宝座时，就亲回原籍定海，捐款独资办了两所中学：定海中学与定海女子中学；后来更先后助资输送定海七名学子出国留学深造。

对权要与恶棍的利用

刘鸿生社交十分广泛，前文已有交代，他更利用校友与同乡关系与宋子文、宋子良、孔祥熙乃至蒋介石都建立了联系，但仍是他那一贯清醒的态度：把握好分寸，极力避免介入这几个人的政治圈子。孔祥熙两次登门诚请，宋子文一再写信、派人敦请要他出任招商局的总办（不久即改为总经理），他均婉言谢绝。直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由于日寇入侵造成了刘氏企业与全国民族企业一样的灾难，而已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不久更代行政院的宋子文屡派要员敦请，并做了些承诺，刘鸿生一则无法再推，二则也希望从宋子文的承诺中获得些企业的转机，才出任了这一官职。

对招商局，前文已做交代，至此时已是愈加腐败，权要图私，恶势力充斥，船上的买办一手遮天，任意勒索船员，船上的雇员们也敲剥客户，连茶房也刁剥顾主，私卖、挟私司空见惯，营私舞弊、损公肥私已积成习，已是百孔千疮，摇摇欲坠，规定的各船的“定额包缴”也往往不予兑现，每年损失白银多达五六十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