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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辱皆忘。有时，他还将他的最好的朋友引到后国观看他的洋鸡群，人们对上海鼎鼎大名的永安公司大老板还有此项雅兴，惊讶不已。

合营之后，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亲一次，向老父亲请安，同好友聚会。他还邀请他们回到内地欢度建国十周年大庆。郭琳爽面色红润，精神饱满，步履轻健，身板硬朗，香港的很多朋友，见了都说郭老板这几年不但不见老，而且越活越年轻了。

一九六五年，郭琳爽又前往香港给老爹祝寿。这一年内地发生了不少令人惊异的大事，不少文学作品和电影在报纸上被点名批判，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祝寿宴结束时，老父郭泉将儿子拉到一边悄悄地问道；

“那边是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看情况不妙呀！”

“没什么大事，请父亲放心。”说着，他从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取出几本刚刚出版的画报。画报里有一组专为他拍的生活照，配有散文诗般的介绍。这些照片，有坐在办公桌前照的，有在政协小组会上发言照的，有在家喂鸡、养花照的，还有唱广东戏时照的。这些照片构成了一幅生活安适舒泰的画面。他翻开画报指着这些照片让老爷子不必为他担心，不要轻信谣言。他还将画报分送给关心他的至亲好友，算是对他们真挚情意的回答。

有人对他在内地的处境还是不放心，劝他暂时留下来看一看再定行止，郭琳爽婉言谢绝了，他仍然如期返回上海。

没有想到，他回到上海没有几个月，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郭琳爽和许多善良的人们一样被赶进了“牛棚”。

郭琳爽在淮海路上那座花园洋房被红卫兵侵占，他被赶进汽车库。那里没有窗子，密不透风，这时正是酷暑炎夏，闷在这火柴盒子般的平房里，喘不出气来。他的家已经被红卫兵抄过无数次，公司造反队、财经学院红卫兵、中学红卫兵，都来采取革命行动。家中的金菩萨、玉如意等珍宝，全在一片造反声中不知去向。他的住宅，不断变换着主人，今天是红卫兵司令部，明天成为造反大军联络站。他这个反动资本家只能住在汽车库里。

上海市召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大会，拉他去陪斗，批判《不夜城》编剧、导演，他就是活靶子。永安公司四楼还专门开设了“吸血鬼郭琳爽罪行展览会”，他平时的生活用品，他穿的衣服鞋帽，全成了吸血鬼的罪证。一天，北京来了一伙最最革命的红卫兵，闯进了“牛棚”，将他拖出来往死里打，公司的几名造反派拦住说道：

“你们这样打不行，我们还要留着他当反面教员哩！”这样就把他从危难中抢救回来。“牛棚”不能住了，他被公司造反派安排住进公司附设旅馆的两个房间，这里门口有人把守，闲人是不能随便闯进去的。

造反派头头安排让他到食堂洗碗、擦桌子。他戴上一副乳胶手套，毫不迟疑地干起来。他的夫人汉华也陪着他洗碗。洗碗的活儿他还是第一次干，但总比脸上抹黑拉上台批斗好多了。他洗碗时总有一伙人看热闹，郭琳爽毫不在乎，他干得更加起劲，碗洗得又快又好。他用行动告诉人们，我郭琳爽什么都能干，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强者。

他从广播里、报纸上看到，他所尊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上海市领导曹荻秋，永安公司公方副总经理，这些老革命，均惨遭厄运，而自己被批斗、洗洗碗算得了什么！

一九七四年秋天，他的定居巴西的两个女儿，来上海探望父母。郭琳爽非常高兴，和女儿在一起在家中畅饮之后，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广东戏，虽多年不唱，嗓音有些沙哑，但仍旧一板一眼，感情饱满。女儿们为老父有如此好的兴致感到高兴。可是，没想到，10月27日深夜，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家人连忙送他到华山医院，在病历卡上填上了鲜为人知的别名：郭启棠。

医生立即抢救，诊断是心肌梗塞。眼看病情危急，跟在一旁的家人悄声对医生说道：

“他就是郭琳爽呀，赶快救救他吧！”

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之后，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八岁。

郭琳爽的丧葬仪式很简单。在香港的女儿老四来上海主持丧事，上海第十百货商店（永安公司文革中改名为东方红商场，后又改为十百）革委会拟了个简单的悼词，送上去审查，其中有一句用了“爱国的”三个字被删掉了，家属只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母亲杜汉华接去香港，总算得到了批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