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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是。眼下，沪上工商界中人都在寻找分散财产、保存实力的道路，有人已在上海邻近地区伸出后脚，直接在常熟、无锡一带产棉区兴办小型纱厂。这些小型纱厂的兴办，对泰利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要将泰利维持下去，本来就要保证泰利生产的机器设备有销路。但泰利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接受能力，矛盾是显然的。如何解决？一是压缩生产、裁减人员，二是自己办纱厂，进行调节，并坚持铁棉联营。”

严裕棠听了，连连点头。心想：这个想法很好，只是资金周转很难。既然庆龄不提此事，我何苦操心呢？于是，他满口答应。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庆龄的努力下，常熟泰昌、泰新两厂都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泰昌是联络了前中国银行副经理顾善昌后决定开办的，由顾出现金，严家出机器，机器设备计八百锭；泰新也是严家与人合办，出资者是中华纱厂老板王和轩等人，机器设备也是八百锭。两厂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严庆龄，实际经营管理工作则由严庆龄派去的支达铨负责。

正当严庆龄喜不自禁之时，严庆祥却带来使他一筹莫展的消息。原来先是因为上海最近有大规模囤积物资事件，“财政部长”陈之硕、“实业部长”袁愈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赵尊岳、“商统会监理官”陈允文等奉命彻查，一时间，银行、钱庄加紧收回放款，市面银根紧俏，货物大量出笼，纱布价随之下跌。接着，商业统制会又实行强制收买棉纱、棉布的暂行条例，以蓝凤牌棉纱每包作价三百七十五元为标准，而当时的市价，棉纱每件四万元，龙头细布每匹一千三百二十五元，收买价仅及市价的四分之一左右。

纱布是上海市场上最主要的一种物资，所谓囤积物资，主要就是囤积纱布。囤积纱布既是保本之举，又有投机之利。因为黄金、股票等多少带有不稳定性，虽有涨，也有跌，但纱布则易涨难跌，而且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大大超过黄金和股票。无论栈单或现货，都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所以豪门巨富不惜倾其所有予以囤积。如今突然以远远低于市价的标准收购，而且价款的半数付给远期中储券，等于付给废纸，另一半标金还要分期付清，也有到期不兑现的风险。

严庆龄即使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了。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还是严裕棠沉得住气，他极力安慰庆龄。在父亲的慰藉下，严庆龄稍稍平静下来。

严庆龄到底不是等闲之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为弥补损失、再求发展，做开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利达重工业银行于一九四三年底开业，行员工友不足十人，严庆龄自任经理。

为了从事投机经营，或做拆放获取高利，当时各个行业正争相自办银行，以往来透支吸引同业存款。而严庆龄是靠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了各处关节，吸纳了中华书局以及大成、安达等纱厂的存款。

利达银行的架子虽然不甚像样，但业务却不小，它的资本额仅六百万元中储券，存款却经常有数千万元之巨。在币值日跌、行情万变之际，利达能经常掌握这样大量的存款，从经营高利放拆、地产、物资和股票中获得的利润，甚为可观。

严庆龄从心里感激老父的一片良苦用心。

老谋深算的安排

天空暗云低垂，天色虽然还没有黑尽，路上的车迹还看得见，在前面微微地发亮，可是两旁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块。这是一个昏暗的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像一枚照明弹，照亮了夜上海。

瞬间，上海像开锅似地沸腾起来了。人们像发疯似地狂欢着。马路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人人精神振奋，个个笑逐颜开。

严府的家人手里拿着报纸兴奋地喊道：

“特大喜讯！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

严庆祺和严庆龄几乎同时奔出来。庆祺一把将报纸夺到手，看着，看着，他的眼睛亮了，放光了，睁大了，黑团团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来，报纸给抖得跳起舞来。

此时，严庆祺兴致特别好，形势的发展按他自己的预料进行着。在庆祺的心目中，极其佩服父亲。父亲虽然不太关心政治，也说不清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却看得准。这种本事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当初，抗战一开始，父亲就叫他到重庆去、一九三九、一九四０年间，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由于当时搞纱布投机可以大发其财，原来的棉布商和麇集上海的富商巨贾纷纷都想办纱厂。父亲也跃跃欲试，想让他出面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