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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至少有一半的机会。这是可能性。

那么值不值得或者说必不必要呢？古耕虞经过通盘考虑认为完全值得，也完全必要，因为手中的羊皮数量很大，而目前又只有出、存两途。存，用不了两个月就得全部报废；而在这两个月中，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轰炸全部毁掉，化为一文不值的破烂或烟尘！因此，存，纯属于坐以待毙；出，尚有一半以上的希望。单就羊皮说，毁在船上与毁在仓库中，没什么区别。可倘能出得去，已涨得惊人的国际市场价格，会使它增值数倍，哪怕存货的一半得以运出公海，另一半全部扔掉，也会大赚。如果看准了出则可能生，等则唯有死，哪个能不出硬等？只是别人没看准，也没想到怎样才可使外国进口商接受罢了。古耕虞看准了，也与外商达成了谅解。他亲到上海与德商经营的德昌洋行议定：将交货付款交易地点由上海改到公海。轮船在中国海域行驶期间被劫或被毁，损失古青记自负，到公海交款后，责任自然由德商全负。因为当时的运输全靠的是外轮，德商出船也是很冒险的，虽说日本与德国的关系尚好，拦劫尚可，一旦击沉或击伤，那个损失也是巨大的。在古耕虞恳切的交涉下，德商全面地作了权衡，觉得击沉的可能性很小，而古耕虞又肯定地表示：一旦遭遇，宁肯失货，也不弃船，万一意外被击沉，他也可负担一部分损失。这样，可靠系数就更大了。而古耕虞这个信誉极好又已基本上垄断了出口市场的老客户是万万放弃不得，甚至要设法巩固关系的。何况越是犯险运出，在进口市场短缺、暴涨的情况下的质地良好的货物，越能赚大钱，重利当前，也值得冒险，双方总得各自承担一部分风险的。因此，很快便与古青记达成了谅解。

于是，古耕虞当即着手出口，从打包、装船一直到驶出吴淞口，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尽量不生惊动地驶到了海上，两天后，平安地到达公海，交了货，结了款，赚了一笔大钱。一次总共也不过十三四天，而真正犯险的也不过四五十个小时，可获得的利润却是常情下几个月乃至一年也不易与之相匹的。运送中，古耕虞察觉到危险系数比预料中的还要小，于是更大胆也更放心了，结果，反而是日寇的威胁在客观上帮助他发了更大的一笔财。

用一倍的本钱，调动二十多倍的资金

做大买卖，靠的就是铁打的信誉

论买卖不能仅靠手中的老本，只有设法调动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才能做大买卖，做好买卖。

古青记的资金，开始时可谓甚微，直到一九三八年改为“四川畜产股份有限公司”时，注册资本也不过是五十万法币（有人计算，按当时的汇率，应折合为十六万美元），就算后来增加了一些，也不超过五十万美元，可它的营业额却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目，仅在国内结汇的数字，每年就超过了一千六百多万美元。也就是说用五十万做一千六百多万的生意，一块钱当三十二块钱用。就算资金周转率再高，最高时不过每年十六次，也是无法达到这个高效率的，这正是因为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外部资金，正因为调动有力，才得赢利甚丰，仅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间，就赢得一千多万美元的纯利。调动外部资金，说白了，就是拿不是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买卖。这主要靠银行，古耕虞更调动了客户，甚至军阀。

银行的最信用户

在国内，他首先植根于中国银行，在国外，首先植根于“华尔街银行”。有了这两大雄厚基础，其他银行更为好办了。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银行已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领域也必然与它结下千丝万缕的联系。

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不仅资金雄厚，而且人才荟萃，经营实力可谓最强。银行需要用户，它要靠用户生财，扩大资金，因而它也十分严格地选定用户。同样的，谁不想借重于银行发财？因而几乎是所有的企业，特别是出口商都无不积极营谋获得贷款，尤其是那种低息的“打包放款”。可是能保持长远，又享有优惠的终究不能是大多数，享有特殊优惠的更是少而又少，享有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家特殊优惠的更是屈指可数。

可古耕虞就享有了。这主要靠的是他的信誉，也就是他被认定为经营高手，肯定会赚大钱，也肯定会及时付息偿本。再加上一点小小的手段。

一九二八年，古耕虞踏上了直接出口的阶梯，猪鬃源源不断而且渐次增长与加速地直接流向美国孔公司；美元也自然相应地从孔公司流回中国的古青记。也是一九二八年，中国银行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