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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康心如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一九０五年创立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以新的民主思想同资主阶级改良派进行尖锐的斗争。

康心孚为拯救祖国、拯救民众的事业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影响了康心如。此外，康心孚还在他们兄弟之间不断往来的书信中，循循善诱地向康心如讲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以及腐败的清政府必须推翻的道理。当时的康心如，对他远在日本的大哥，简直是怀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崇拜和信仰。他从康心孚的信中所读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全是他过去所不曾接触过的。而大哥在信中所勾描出的那幅世界发展的景象，同康心如身处的这一块陈旧、古老、封闭、落后、凝滞以至令人窒息的大地，简直有天壤之别。于是，康心孚在信中所宣传的主义和真理就更令康心如这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着了迷。

此间，康心如不仅大量接受了新思想，还身体力行地在四川大量散发康心孚从日本邮寄来的《民报》、《革命军》这一类在日本的革命者创办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进步书刊。康心如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感到了他的自身价值的实现。

康心如在革命书籍的熏陶和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热血沸腾，激情满腔，并立志投身革命。他觉得与其在学堂中继续接受旧知识，还不如干脆挣脱出来为革命做一些实际工作。

康心如是个行动性很强的的人。他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就毅然中途辍学，年仅十六岁便大胆地开设了“粹记书庄”。这可以看做康心如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此，康心如彻底地从按部就班的旧学中挣脱了出来。

在长兄康心孚的支持和指导下，康心如的小书店除了经销金石碑帖一类文化用品外，主要是推销《民报》、《革命军》、《黄帝魂》、《三十三年落花梦》这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以及可罗版画册等。

康心如经营的这家“粹记书庄”虽店面不大，但来此购书的人却络绎不绝，一时间在成都竟小成气候。十六岁的康心如也成为人们议论赞美的对象。

后来康心如回忆当年“粹记书庄”的经营，他觉得书店之所以生意好，是因为他出售的都是适销对路的书籍。因当时的民众对清王朝的统治已普遍失去了信心，但又无力改变，所以人们寄希望于从国外寄来的进步刊物，渴望从中寻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康心如经销的进步书籍自然是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因之他的小小的独此一家的“粹记书庄”才可能行销一时，在书报市场中站稳脚跟，并因此而获利不小。

此时的康心如对他个人未来的发展及前途的认识，尽管是模糊的、朦胧的，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会干什么，但他还是在书店的经营中，发现了自己对经商还是颇有兴趣，而且是具有经济头脑、嗅觉和眼光的。同时他还坚信他自己是能干好这一行的。但这些在当时不过是一时的兴趣而已，因为无论在民众的心目中，还是在大哥康心孚那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唯此为大的还是政治的维新、民主的革命、民族的觉醒。这才是最最首要的。第一性的。所以康心如在十六岁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沿着“粹记书庄”的路走下去，而是以热血男儿的姿态，全力投入了他最关注也最热心的革命运动中。

东渡扶桑

民不聊生，何以经商，于是没过多久，康心如关掉了他的“粹记书庄”，离开四川，到他向往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去了。

康心如第一次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第一次离开了他年迈的父亲和亲人们。

一九一一年春，由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上，一个个头不高、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在甲板上，穿过茫茫的蓝色大海，向故国回首。

命运的船把这个青年从遥远的川蜀大地，送往岛国日本，并由那里开始他探求人生的漫漫之旅。

这个站在甲板上被海风吹乱头发的青年就是康心如。船舷上有翻飞的鸥鸟。水天一色中，轮船不时发出沉闷的鸣笛。祖国的大陆已看不见了，上海港也已看不见，而四川成都更是看不见了。

康心如此次东渡日本，正是在重复他长兄康心孚的经历。他们同样操着一口川腔从上海港起程，同样站在甲板上望着辽阔的大海感慨万千，他们同样怀着济世救国的宏伟抱负而到了日’本，也是同样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不同的是康山如比他的大哥晚几年，不同的是，因康心如所走的是他所崇拜的大哥的同一条求学、革命、救国的道路，所以他的心情也就更为激动。他觉得，由此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