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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交给古青记无偿使用,为古青记增加一笔流动资金,而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相当于一百万美元的猪鬃的优先购买权,而价格是随行就市的。另外,还有一张面额五十万美元的信用证,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起同等作用的“资金”。仅这两笔往少说一年周转六次(不是古青记正常的十六次),也至少等于给古青记增加了近一千万美元的流动资金。
军阀们的“无息贷款”
古家对军阀的态度是,既不得罪,也不太靠近,不即不离。古耕虞接手古青记后,仍是军阀割据时期,“二刘”之外,尚有小股。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发财,在防区内也做起了猪鬃生意,但在经营上却是一窃不通。古耕虞就利用这一点相机出面“帮帮”他们的“忙”。比如,军阀们收齐了猪鬃,就贸然出手,全不看市场行情,有时甚至在最低价的年初。古耕虞就去告诉他们,此时出手必然赶不上好价,不如等下半年看涨时全卖给他,如果缺钱用,可以用猪鬃做押向他借款。军阀们求之不得。于是,那各个“防区”内的猪鬃便源源地运进了古青记,下半年之前已是加工脱手,付给军阀的本利只是市场购价,而赚头落进了古耕虞的腰包!这样,他不花一分本钱,就囊括了大批猪鬃,稳赚了一大笔钱,这不是取得一份“无息贷款”么?
计挫孔祥熙
他与国民党一直在斗,不惜冒犯“四大家族”,或者说他在与“‘四大家族”竞争,在具体的纯商业上,他又是胜利者。
“四大家族”,财括国中,权倾朝野,足以令某些人羡煞,不少人吓煞,可古耕虞硬是和他们斗了几个回合!
猪鬃,国内价格甚低,国际市场急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猪鬃出口难且有断绝之虞,因而价格暴涨,最高价达每磅六美元。“四大家族”虽富,可更不厌财,就开始了欲将猪鬃垄断权从古耕虞手中夺走的活动。首先发难的是孔祥熙,出面的是他最宠爱的借他权势横行的大公子孔令侃,即当时人人皆知的“孔大少”。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国各方面的控制,经济方面专设了贸易委员会以控制传统出口物资,隶属于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正是孔祥熙,而“孔大少”则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这个局是抗战前统管金融、贸易的所谓“四行两局一库”之一,兼营对外贸易,是个可以控制民营的官僚垄断机构。用古耕虞的话说,孔大少“像选美人一样选中了猪鬃”!
孔大少爱美人出名,他选中的美人是必欲也无人可挡地到手的,一旦选鬃如同选美又甚至可能出于“父旨”,谁个敢不从?
一九三九年春,为了换取美国卡车,蒋介石向西南运输处亲下指令:收购猪鬃八千箱输美!西南运输处的处长宋子文胞弟宋子良与副处长卢作孚当即找孔令侃商量。孔令侃根虽大,可哪儿去购那么多猪鬃?便自然地想到了古耕虞,并想乘机将猪鬃的出口垄断权从古耕虞的手中夺过来。他先是约了古耕虞却不出面接待,以冷落来煞古耕虞的威,再以出人相请的热来笼古耕虞,冀使古耕虞就范。受过冷落的古耕虞以“我发了疟疾”为由拒不赴约,却去找卢作孚告难。卢是四川人,是西南运输处的副处长,也是贸易委员会委员,因此古耕虞说:“西南运输处要猪鬃,贸易委员会管猪鬃,你在两家都当权,自行调节一下就是了,干嘛都向我要?我不好办!”(——为什么孔大少出头要?)卢作孚表示事急无法才四处求医的,“委员长”的命令还了得!古耕虞又说:“既然如此,那也得由你与徐可亨(也是川人,时任财政部次长)出面商量啊!”(——四川人的事四川人办,哪儿用他孔大少!)最后,他给卢作孚出了个主意:四川实力派康氏兄弟尚有大批猪鬃囤积在美丰银行,请卢以四川人身分动员他们售出三千箱,他则凑足余数,不足多少凑多少,但政府收购价应高于市价的百分之十,否则就会相对地赔本,而赔本买卖康氏兄弟是不会干的。结果,康、古两家就与贸易委员会签订了协议,将孔大少抛了开去。这可惹恼了“四大家族”,很快地就发给了孔大少一把尚方宝剑:由行政院院长核准的《全国猪鬃统销办法》明文规定,全国所有的猪鬃从收购到运销,统由中央信托局办理,其他部门与商人不得自行报运出口,在国内收购须办理受托手续方可进行,再卖给信托局,限制囤积,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数量黑鬃百担以下,白鬃十担以下,超过期限或数量,由信托局强行收购;走私、居奇操纵,一经发现依法处置。
这自然是针对已垄断了国内外猪鬃市场的古耕虞的,他居然敢目无孔大少自是爆发原因,“四大家族”乘此时夺过他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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