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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使额亦都“专主”的三个牛录，是由包衣等人员编成。汗谕说，以额亦都“所俘获者，益以赏给户口，为三佐领”，隶于额亦都，“俾无预上役”，为其“私属”。所谓“俘获者”，自然是包衣，“赏给户口”，也是包衣。这些包衣编为牛录，归额亦都“专主”，成为后来的“专管牛录”或“世管牛录”，亦称“福朱里牛录”，即“勋旧牛录”。这些编入“专管牛录”的包衣，身份逐渐提高，入关以后，与未编的阿哈，有着较大的差别。额亦都所掠俘获及领取的人口，能编三个牛录，达九百丁，可见其家占有的包衣数量是不少的，还有很多包衣在他家的拖克索中耕田种地，还有打牲牧放的包衣。

天命六年三月金军进驻辽沈，五月额亦都病故，总兵官一职由其子车尔格袭承。从额亦都家的收入看，除去征战掠取和仗权勒索以外，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役使包衣阿哈耕种庄田；论职计功领赏；科敛辖属汉民。额亦都是一等总兵官，死后由车尔格继任，按照总兵官职，领取大量金银财帛和人丁牲畜。这是金国赐予的财物，主要是通过搜刮而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征收的赋税。

额亦都及其子车尔格是总兵官，辖治汉民三千丁，对这些人收取贡物，佥派差役。从天命七年开始，金国汗、贝勒陆续佥拨辽民分隶八旗官将。七年正月初四，将辽河以东的汉民，佥隶各将，给女真的总兵官、督堂各三千丁，给副将一千七百丁，给参将、游击一千丁，给备御五百丁。汉人的总兵官、副将，亦各给若干丁。初六，努尔哈赤又下达汗谕，规定每二十丁出一丁为兵，这些兵士的一半，各官将“可以任意差遣”。按照这个规定，女真的督堂、总兵官可以“任意差遣”七十五名汉兵，副将“可以任意差遣”四十一名汉兵，参将、游击“可以任意差遣”二十五名汉兵。所谓“可以任意差遣”，就是说这些官将可以任意佥派汉兵为己服役，实际上是将这些汉兵，变成督堂、总兵官、副将占有的役夫和士卒。督堂、总兵官等官将，不仅可以任意差遣部分汉兵，而且对所有隶辖的汉民，都可以驱使佥派。努尔哈赤曾经下谕宣布，各将可遣属下汉民打牲捕猎，供给肉食。

第二节 优待女真官将（3）

辽东汉民之所以被迫充当役夫、士卒，听从八旗官将支派，主要是因为“计丁授田”，领种汗、贝勒田地，或“各守旧业”，须向金政权纳赋服役，因而也要向辖属官将纳贡当差。

至于包衣阿哈和拖克索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具体的受奴役材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此时的包衣阿哈已不能任意杀害，家主不能再像建州时期那样完全占有阿哈人身，受到了一定限制。

额亦都家的情况，是一个很好的典型，金国大多数女真官将，亦即“军功勋贵”的情况基本与此相同。我们从额亦都的立功受奖发财致富，可以了解到女真官将和满洲贵族的兴起、发展的大体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