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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的朋友、顾问和支持者。与报界的猜测相反，阿贝宁愿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这个职位，而不愿担任较易引起争议的司法部长（他说，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尤其是如此）。同时，肯尼迪也宁愿由里比科夫，而不愿由较易引起争议的（因而也较难通过立法的）门南·威廉斯出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

总统起初打算提名杰出的住房建筑和房屋财政署署长罗伯特·韦弗接替里比科夫。韦弗当时已经是有史以来联邦政府中级别最高的黑人了。韦弗的种族问题使一项关于把他的机构升格为内阁级的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的计划未能获得国会的批准。但是与早先的预料相反，种族的因素并没有妨碍国会通过内容广泛的住宅立法或是妨碍人们对韦弗的工作广泛地加以赞扬。遗憾的是，正当里比科夫被提名为康涅狄克州的参议员并辞去内阁职务的时候，股票市场上的波动和企业界对政府增强了的敌视，使国会中的气氛如此暗淡，以致南方议员们的任何进一步抵制行动都会危及总统的整个立法计划。北方议员们也在私下埋怨，说住房建筑署的职位需要韦弗，而且他对这项工作又早已胸有成竹，还认为如果把韦弗调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将会叫人看来象是在政治上鼓励种族主义的回潮。

总统于是决定起用安东尼·塞莱布雷兹。他一直在谋求官职，甚至也愿意担任联邦法官的职务。在挑选阁员人选中，这是第一次把种族问题的考虑不当作一个毫不相干的因素（意大利裔的美国人一直在抱怨说，他们中担任政府官员的人太少了，因此总统曾叫我向人口普查机构去查核一下，意裔美国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重），肯尼迪早就知道并且钦佩塞莱布雷兹当克利夫兰市长时的杰出政绩。但是，当塞莱布雷兹参加了一年的内阁会议，并在会上根据他在克利夫兰工作的经验相当详尽地分析了所有世界的和国内的问题之后，总统对他比较感到有趣而不是感到钦佩了。不过塞莱布雷兹在政治上的服务是优良的。在他任职期间，卫生、教育和福利方面的立法工作继续在国会取得了成功。这项工作不仅得到白宫方面的肯尼迪一奥布赖恩的协助，也还得到不屈不挠的威尔伯·科恩、弗兰克·凯佩尔和布瓦弗耶·琼斯这些能干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阁员级以下的官员的帮助。

在挑选威斯康星州的税务特派员约翰·格罗诺斯基接替戴担任邮政总局局长一事上，种族政治也起了一点点作用，但也只起了那一点作用。格罗诺斯基不仅很早就是肯尼迪的支持者和帕特·卢恩的朋友，而且他也是一个能干的行政官员。

总统对于里比科夫的离开内阁感到很遗憾，不过他充分理解他离去的理由。另一方面，他对于J·爱德华·戴的辞去邮政总局局长并不感到那么遗憾，而且也始终没有充分理解戴辞职的理由。肯尼迪很喜欢戴的急性子，喜欢他在内阁会议上发表的评论，尤其喜欢他对庞大的邮政局官僚机构的有条不紊的管理。1960年12月在提名戴任邮政总局局长时，肯尼迪曾说道，“我刚从华盛顿寄了一封信到波士顿，这封信需要八天才能到那里，因此我很希望我们能使邮政服务有所改善。”后来，在他执政时期，他通过电报，而不是通过邮递把为戴举行的一次表彰午餐会上他的演说辞送去，“以便确保［它］在准确的地点和准确的时间送到你的手里。”实际上，戴的确改善了邮政服务，削减了开支，减少了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并且虽然不受欢迎却很有必要地提高了邮资。不幸的是，戴更擅长于发表一些含糊不清、毫无必要的公开声明，而不是通过他的副手威廉·布劳利去处理一些实际的政治问题。“在跟布劳利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之后，布劳利转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工作，戴自己离开政府的决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内阁里另一位往往喜欢公开发表同政府政策有分歧的个人见解的阁员，就是商业部长卢瑟·霍奇斯。就象有些劳工领袖怀疑戈德堡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亲劳工的而后退得太远那样，有些人也指责霍奇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亲企业界的而走得太远了。他剥夺了享有威望的企业咨询委员会在政府里的特权地位，他发表了一些有关商业道德的抨击性讲话，这两件事损害了他同许多最有影响的“追随者”的关系。霍奇斯是内阁里年纪最大的人，又是一个成功的南方企业家和政治家，他的形象有助于搞好同国会和企业界某些人士的关系。他朝气勃勃地在努力使一个长期缺乏有效领导的部恢复活力，他在重新推动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是富有想象力的，而在解决钢铁价格的危机中则是很有帮助的。但是除了少数例外，他的部属是不能跟麦克纳马拉、狄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