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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四十三岁的人曾经当选为总统俪且特别为了这些原因,他的党不大可能会选中他。另一方面,他知道,他的宗教信仰和年轻的外表虽然为某些人所不信任,却也使他同大多数政客有所区别,并有助于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
假如他能获得保证说,他可以在选定的将来任何一年里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那末他也许不会选中1960年竞选总统。再等八年或十二年年龄上的障碍就会消除,宗教上的障碍也会有所缓和,并且可能使共和党人有所削弱。但是他没有获得这种保证,因而在这方面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的形势、事态和他自身的竞争本能促使他在1960年参加逐鹿。而且他一旦下定了决心,便感到要就在1960年,否则就永不再参加竞选。许多人——专栏作家、竞争对手、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都劝他等一等,暂靠边,安居第二位。1960年年初的一天,当他在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的街上进行竞选活动时,同他握手的一个老妇人说:“现在还没到时候,小伙子,现在还太早,还太早。”他和颜悦色、几乎是逗趣地回答道:“不,大娘,是时候啦。现在正是时候。”于是她含笑地离开了他,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
前几年,我脑子里经常在想,将来有一天肯尼迪可能会成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他自己却从未谈论过这件事。1954年当我在参议院会议室里提醒他说,他支持一项次要的经济动议“可能会在今后的一场全国竞选活动中显得很不好”时,他断然地回答道:“我不能一开始就把我的生活建立在那上面,否则我当了总统也当不好,这对我自己也没有好处。”两年之后,当他在棕榈滩卧病时,他那位烦愁的夫人问我,他会不会有一天进入白宫。我在他的办事处里仅仅工作了一个月以后曾对伊夫林·林肯说过:他总有一天应当成为,也可以成为总统的,不过他更可能会先成为副总统。这时,我就把这句话告诉了她。
1956年发生的事件并没有使参议员染上“总统热”,而改变其全部抱负和习性。然而这些事件的确使他几乎立即变成了他的党的全国领袖,以致当选总统对他说来不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他谈话时仍然不提这些。他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或任何一个场合表示过要在1960年竞选总统的决心。和往常一样,他只不过打定主意要在自己所处的新形势下,去掌握时代的潮流和事态的发民并且看看形势会把他向前推得多远。在1956年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之后,我看得很清楚,竞选总统职位已成为他政治生涯中,而且确实也是他的生活中的首要目标了。不过在他确信他有可能获得提名以前,他谨慎地避免卷入1960年的竞选——即使在私下里,在他良己的思想上,也是如此。我们还要求那些申请物资或许可,以便筹组“肯尼迪竞选总统”俱乐部的志愿人士停止活动(尽管他们的姓名、住址已全被妥善地保存在一份“基层群众的支持”的卷宗里了)。
1959年10月某日,在印第安那州伊凡斯维尔市一家旅馆的房间内,我们就总统提名问题谈到深夜的时候,他说:“我认为现在我可以干了”——这句话使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从来不曾想到他会有另外的想法。但即使在这时,在他所认为的既必要又适当的时候到来之前,他仍没有作出最后的公开的决定。1959年11月在堪萨斯州威奇塔市,有个采访者请他至少举出他认为合意的候选人的名字,参议员没有陷入圈套,回答说:“我确有一位合意的候选人,不过在他有胆量宣布他是候选人之前,我不打算宣布我对他的支持。”他对一个假装对肯尼迪谢绝宣布表示迷惑不解的记者说。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合的呀”。
民意测验与宣传
肯尼迪的旅行、写文章、宣传以及对劳工改革所进行的斗争,使人们日益注意到他的品质,反映在全国和少帅民意测验中,肯尼迪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不管是同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还是同两个有希望的共和党候选人进行较量,他在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民主党的其他逐鹿者只不过在他们本地区显示出了实力,而肯尼迪则在所有各地区都显示出了实力。
不论怎么说,从1957年到1959年,凡是私下和公开举办的民意测验都使肯尼迪越来越宽心而使他的对手越来越泄气。“竞选中的领先者”总有一些不利之处。批评参议员的人变得更加公开、更加畅言无忌了,他们对他的一字一句都加以政治性的解释。共和党政府在某两昼夜的时间内,对它以前似乎赞成的三项肯尼迪的提案突然转持反对的态度了。这三项提案是:对印度的援助,同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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