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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此之外，还有少数人认为《水浒传》就是写“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写“江湖义气”，也就是歌颂“团结”的。当然，这个流派理论根据不足，没有形成气候。

可以这样说：从明清以来，对《水浒传》的评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所有这些评论，虽然文章连篇累牍，甚至铺天盖地，有的还拉虎皮做大旗，声势汹汹，不可一世，强迫人家接受。但是却都没有说到“点子”即“要害”上。因此，到了今天，尽管它“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身份已经是“铁板铸定”，无法更改的了；再说，水浒故事，也已经家喻户晓，政府不可能再一次下令严禁，就好像虽然我们不信宗教，但是为了看懂西洋小说，却不得不去读《圣经》一样。但是，也仍然有必要对《水浒传》这部书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重新评定。不但要把历代封建皇朝强加给它的不实之词推翻，也要把没有学通马列主义、却以马列主义革命家自居的姚文元之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家”的溢美之词洗刷掉，还它一个真正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对《水浒传》的第四次认识，也是最新、最到位的认识。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也应该跟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作为一个“今天的人”，就应该用“今天的”唯物历史观和是非观来对《水浒传》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标准也就是“条条框框”，当然是应该有的。不然，“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也就无法客观地评价。这个标准，既用不着搬什么什么大部头的书来引证，也用不着听什么什么“家”的御笔钦定。照我看，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秤的最低标准，就是“是非善恶”四个字；最高标准，则是以国家、民族、社会为前提，凡是维护、发展国家、民族、百姓利益的，都是好人好事，反之则否。当然，任何人都是“立体”的，一个人的一生，不一定天天干好事，也不一定天天干坏事。甚至所干的某一件事情，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总还有一个“主流”或曰“重大事件”作为评价的依据。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对国家、民族、百姓是好是坏，应该是“是非分明”的。但是分析历史人物，其前提必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才叫做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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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传》是一部奇书（4）

例如关于“投降派”的定义，绝不能根据他是否“投降”来判断他的是非好坏。中国今天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倒退几百年，清兵入关以前，满族建有自己的“后金国”，和“中国”已经断绝了“宗主”关系，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的“入主中原”，无疑是“侵略”行为。像洪承畴、吴三桂、施琅等人，无疑是“铁杆儿大汉奸”。今天施琅的后人施××教授愣说他的先人“施琅大将军”统一台湾有功，是“民族英雄”，这就无法叫人接受。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吴三桂给满清帝国打下了半个中国“有功”，更应该是“民族英雄”了。再往前推一步，假设中国当年被日本军国主义灭亡，若干年后，果然形成了一个内部统一的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么，汪精卫是不是可以算是建立并统一了这个“共荣圈”的“民族英雄”呢？

同样道理，对于宋江等人，也不能用他们是否投降“朝廷”来认定他们的好坏，而是要看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对国家、民族、百姓的好坏来判断。宋江等人大多数不是农民，他们在北宋末年那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不去杀贪官、抗金兵，却聚啸山林，打家劫舍，危害百姓，说他们是农民起义，就难以成立；还要说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带来很大好处，恐怕就更难以服众了。但如果他们投降了朝廷，全体都去抗金兵，这算不算给国家、民族、百姓办好事？算不算民族英雄？照我看，如果真的那样，尽管他们曾经祸害过老百姓，但是最终还是走上了“正路”，成了“正果”。他们如果牺牲在抗金前线，是应该称他们为民族英雄的。我们不能因为赵宋王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宋江等人投降了这样的政府，就是“反动的”、“失节的”行为。——可惜的是：历史上的宋江投降以后，究竟去了哪里，是什么下场，已经无从查考了。《水浒传》中写他们投降以后去征辽、平王庆和田虎、征方腊，则是子虚加乌有无疑。如果施耐庵聪明一些，写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