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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个分子,开始批判他。
解说:路翎受到批判,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处境也十分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和路翎关系密切。尽管他们与胡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没有见过胡风本人,但是灾难还是落在了这群年轻人的头上。
杜高:到胡风问题一爆发,我们都被隔离审查,要我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胡风是怎么指示你们的?你们是怎么为胡风服务的?你们是怎么执行胡风的指示,来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吓得不得了。我后来听说,把蔡亮关起来的时候,他那时才二十岁啊,是美院的研究生,他都吓哭了。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胡风啊,我讲得出什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陶冶,他在文化部工作,文化部对外联络局的,做对外文化联络,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他那时和周而复、郑振铎他们出国访问去了,回来一下飞机,来了两个人,把他直接带回文化部,不许他回家。他问,怎么了?那些人说,要你交代跟胡风的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胡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交代什么呢?那个人马上掏出公安局的一个什么证件,说,你交代杜高、汪明给你的密信。因为胡风集团是从他们的密信开始揭出来的。他一听就知道糟糕了,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他也马上被隔离起来,他知道自己陷入一个很大的政治案件里面了。
陈晓楠: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派人强迫杜高搬家,从青艺宿舍搬到了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面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后来杜高才知道,这里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刚从这里被公安局逮捕。杜高搬进来之后就失去了自由,开始隔离反省。而他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等人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在当年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被打倒者往往会被冠以某些特定的名号,这一点上,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名号是“小家族小集团”。
杜高:因为胡风是一个集团,然后一看我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就想这也是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叫“小家族”,说我们是个“小家族”。为什么叫“小家族”呢?大概是哪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随便那么说的,说我们都是一群流浪儿童,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一个“小家族”。这样,不知道谁这么说起来的,后来就叫“小家族”,那么人家一听,这个小集团还有个名字呢,那不更好吗?那么就开始深挖,就各个击破。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杜高在1955年7月31日写的《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杜高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真诚态度。而在另一份专案组的上报材料《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中,它们已经演变为“小家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了。
杜高: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写了很多材料来交代,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说话是非常随便的,无所顾虑的,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消息,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都是文艺界的一些消息吧。那时认为是不许谈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叫作流言蜚语,说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这就严重了。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党提倡的是革命集体主义,而我们这些人是表现自己的个性,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解说:同任何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属于年轻人的弱点和缺点: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杜高曾经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相互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但就是这样一句话,不知被谁检举揭发,经过专案组的改造,变成了“小家族集团”的“政治纲领”,含义就是“小家族”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在杜高的档案里,像这样的检举材料比比皆是,就连他十六岁时写的文章都成了他反革命的物证和罪证。
杜高:到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档案的时候,我才懂得政治运动的档案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收集了这么一大堆材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劳改了,他就不能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些革命表现的,那些材料都不要了。他就专门抽那些对你不利的,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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