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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堆家伙们，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他开始告诉他近来所遇到的管理上的麻烦。他在负责一个位于玫瑰地（Roseland）的帮派。玫瑰地街区有很多迁居过去的罗伯特？泰勒家庭。他说话的时候，我开始迷失在他的声音里。他那沉稳坚定的独白让我安心，尽管有几次我能感觉出一点变化，尽管事事都已经改变。他播放着说唱音乐，打开了另一瓶啤酒，继续高谈阔论。汽车尖叫着冲出停车场，向几个在寒风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挥手，然后我们快速驶上了联邦街。

在几年之内，厌倦了帮派的生活。他管理过他堂兄的干洗店，又开了一家烧烤店，后来倒闭了。他一家攒下了足够的存款，包括地产和现金，这足以弥补他的低收入。有时候，他会为黑暗之王的高层做顾问工作。他们试图要重振在全市范围内对毒品经济的控制，但是这一努力从未获得成效，而且随着毒品市场的严重削弱，芝加哥的帮派世界也继续四分五裂，只在部分街区还留有一点帮派活动。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还是会时不时地见一下。尽管我们从未明确讨论过，但我并不觉得他在嫉妒我作为一名学者的成功，他也似乎并不抱怨自己的生活。“哥们，只要我有酒吧可去，还能呼吸，”他告诉我说，“那每一天都还不错。”很难称我们为朋友，而我有时会疑惑我们曾经是否做过朋友。

但他明显是我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一路走来，我已经变成一名流氓社会学家，打破传统，无视规则。这其中，我所做过最离经叛道的事情就是秉持着这样一个理念，即我可以从一个与我的学术世界距离万里之遥的人那里，学到如此之多，获得如此之多的教训，以及得到如此之多的经验。当我走在距离芝加哥已十分遥远的街道上，在巴黎混乱的郊区或者是纽约黑人区的某处，与人们厮混或者聆听人们的故事时，我仍然能够听到的声音。

作者声明

本书中的若干人物名字和身份都已被改换。我还隐藏了一些地址，更改了某些组织的名称。但是所有的人物、地址，以及机构都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拼凑而成，更非虚构。

只要有可能，我都会从写就的田野笔记中来寻找素材。不过，有些故事已经在记忆中重新组织过了。尽管记忆并非笔记最完美的替代品，但我已尽全力去忠实地重现那些谈话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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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南亚移民的经验里有一条基本的真理：听父母的话。在我初入大学，告诉父母我想要学社会学的时候，这一信条受到了考验。我母亲似乎不置可否，但是此类决定都是由我父亲作出的，他说他希望我获得生物工程学的学位。我对科学不感兴趣，在几次谈话之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去学习理论数学。

我知道我父亲想要帮我，我甚至明白他的苦心。我们是移民，没有关系，没有财富，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些经验，一个数学学位至少会保证我弄到一份工作。

一年之后，当我告诉我父亲我想要申请社会学的研究生，他继续支持我，给了我一些建议。我现在也在跟我自己的学生们共享这些建议。他的劝告常采用比喻的形式，并伴随着一些他亲见的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他可能要花一个晚上跟我谈话，喝着酒，等待着我妈妈的烹饪，但是核心意思总是很明显：每日都要写作，带着想好的问题去见你的教授，阅读所有推荐的文献，而不只是教授要求的文献。

他还叫我闭嘴，去听我的指导教授们讲话。在今天的美国高等研究机构里，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一建议离奇古怪。在今天，“学生”已经变成了消费者，这种思想会招人厌恶。但是我父亲并非美国教育体系的拥趸，他坚持要我花时间去听。我父亲对我的帮助，远比他所知道的要多。在生活上、爱情上和事业上，他的智慧都无比珍贵。

在我到达芝加哥的几周之内，我很幸运地遇到了威廉姆？尤利乌斯？威尔森。这位研究城市贫困的杰出学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思想丰富，出语谨慎。很明显，如果当时我专心，本可学到太多东西。我父亲的忠告言犹在耳：倾听比尔，听从他的建议，要永远更加努力地学习。

在我研究生期间学习的那些课程里，遇到过许多困难，比尔总是会指导我。我曾经带给他许多典型的研究生困境（我应该怎么准备考试？）以及一些不那么典型的困境（要是我发现帮派策划一次谋杀，我应该告诉某人吗？）。我曾不止一次地考验过他的耐心，他曾多次告诉我，不要再去我的调查地区，直到事态平息。我是那些从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