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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毒物试验时，便是用狗来代替。如将几滴苦扁豆油滴在一块牛肉上，狗吃了下去，几分钟内便在地上滚去滚来，不到半小时便结束了生命，但人吃了这种东西关系并不大。其实有些毒药，军统并不把它公开来传授，只在使用时将配制好的成品混入食物中，交给特务们去使用，并不把它的名称和配制方法让人知道，用来讲授的只是一般的东西。

临训班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医官有贪污和采购假药的嫌疑，便将他弄来作“实习品”。这人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为了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想害学生，结果却被指为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经班务会决定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教官们先把一套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员生，连续几小时的审讯，教官们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可以试一试的都用到这个医生身上。有些女生看得害怕起来，还挨了队长们一顿臭骂。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

这种血腥型教学，是戴笠授意蓝东隅准许的，这种无法无天的作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使他们感到这个机关是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在戴笠眼里，蒋介石是万人之上，他的军统是一人之下，然后才是法律。

情报队和行动队的学生都须经过跟踪与脱梢的实习。情报队的高材生文子瞻、李甲孚等几十个人还去长沙，由湖南省站协助他们去进行过一次实习。戴笠对这次实习经过的报告非常满意，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训练当中，这批新的门徒已能基本上掌握到一些特工技术了。

一些不能实习的课程，教官便举出过去军统在工作中的一些实际例子来说明。在这些现实的案例中，所指出的对象或敌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日/寇、汉/奸、反/蒋分子、激进民/主党/派等。拘捕术这门课程分得很细，将不同情况下怎样进行拘捕分别为指捕、缉捕、守捕、围捕、追捕、密捕等等，由沈醉主讲。

指捕，是讲极个别被捕的人，因受不住酷刑拷打而供出自己有关的人的时候，由特务们带着他一同去逮捕他指明的对象。沈醉在讲这门课程时，几乎全部是讲的如何防止受骗，不要弄得打草惊蛇。因为特务们在这方面受过不少的骗，上过多少次当。有些共/产/党人在酷刑下好像受不住刑而愿意出卖组织，当特务们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逮捕他指捕的人员时，却反而被利用成为报警的信号，让领导机关和其他人安全转移。这是受审人员欺骗特务人员，假意说出地下党的地址，往往是在同一条马路的对门或附近，当特务们带着这个人员去搜捕时，地下组织的人不但马上会警惕起来，而且可以看到自己的同志已被捕，于是迅速转移。特务们过去常常因此扑了个空，被利用为通风报信的工具。所以教官们在讲这门课程时，着重讲过去的经验和防止办法。如在对象供出自己的领导机关地址与领导人员身材面貌特征等之后，不应马上停止审讯，还要详细追问某处房屋情况，用什么东西作安全和危险标志，进门后内部陈设等等有关这所房屋的一切情况之后，先由特务们伪装成为查看电表、水表的人员混进去看看与所供出的情况是否相符，说得对的便去搜捕，说得不对回来再用更严酷的手段来对付。

在核对情况属实后，进行搜捕时，还得将整个马路的一段或弄堂（胡同）封锁，防止对象故意供出一个次要的地方而使主要的有脱逃机会。如果扑了空，还得暗中派几个特务监视附近居民，看在搜捕后有无特别变化情况。当时讲授各种各样的拘捕工作课程时都是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作为实例来讲的。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内绑架共/产/党，戴笠一向认为是得意之作。所以沈醉在教学生时，也大量列举这方面的例子。军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绑票工作，是特务们一些专搞绑票的惯匪学习之后，并经过不断研究而得出一套方法，因此能在各种不同场所，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它的目的。这门课程，沈醉在讲授时；一讲也是要七八个小时才能讲完。

暗杀课程是女生直属中队队长安占江主讲，她一再强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每次说这句话时，红色的高跟鞋总是重重地跺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