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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钦与诸葛诞两人素来不和，只是被迫无奈才卷入同一战壕，后来两人的矛盾激化，文钦被诸葛诞斩首，文钦的儿子文鸯带着家人逃出寿春，投降司马昭。诸葛诞据城顽抗，城破之后被夷三族。

文鸯是三国后期的一员猛将，在晋朝他参与平定了关中叛乱，后来官任护东夷校尉。元康元年距离那乱世中的恩怨已有三十多年，文鸯也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但是东安王没放过他。据说东安王担心文鸯要报父仇，威胁到他的舅氏（诸葛诞被夷三族的话，那他的舅舅应该都死光了）。文鸯的下场与诸葛诞一样，被“夷三族”。

太多的鲜血，让越来越多的朝臣看不下去了。张华、刘颂、裴等劝贾皇后适可而止。傅祗针对荀恺的奏折，在朝堂之上抛经引据，与荀恺辩论。最后荀恺词穷，皇帝下诏赦免裴楷、赦免杨骏的属官。

消息传到刑场，差点就晚了。原来监斩的东安王杀人杀出了瘾，不等圣旨下达就先动起手来。当初给杨骏献计的朱振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余下的人在排队等死，这些人死里逃生，喜极而泣，其中有两人值得我们关注，以后还会出场。

这两个人中一个叫阎缵，是杨骏的舍人。此人有情有义，杨骏曝尸数日没人敢收敛，他招集了以前的同僚替杨骏收尸，结果被人告发。葬礼进行了一半，大伙一哄而散，他豁出一条命使杨骏入土为安。

另一个人叫潘岳，就是那个史上有名的美男子，人称“潘郎潘安”是也，当时他是杨骏的主簿，职位与朱振相同。他“少以才颖见称，乡邑号为奇童”，长大后果然才学很高，擅长写悼词。只是潘岳时运不济仕途不顺，先是做了十几年的三公从僚，然后做过两次小县令，好容易攀上杨骏，杨骏却又倒了。

不过潘岳并没有气馁，此后他将再接再厉继续攀附权贵，直到有一天被夷三族。临刑前潘岳抱着老母亲痛哭流涕，说：“负阿母。”

唉，此人的一生是个悲剧，容后详表。

元康元年三月壬寅，政变发生的十一天之后，杀人者终于厌倦了，洛阳逐渐恢复了平静。

惠帝颁布诏书，布置新的政权格局：

“以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辅政。以秦王柬为大将军，东平王楙为抚军大将军，镇南将军、楚王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下邳王晃为尚书令，东安公繇为尚书左仆射。”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份诏书横看竖看都觉得用心险恶。惠帝的用意似乎不是治国安邦，而是存心挑起天下大乱。

第三章　汝南王与楚王

一、凶狠的诏书

严格来讲，“八王之乱”是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三月那场政变开始的，直到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政权尽数落入东海王司马越之手，河间王司马顒被人扼死在赴洛的马车上为止。

这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旷日持久、流血千里，由起初的宫廷政变，逐步升级成为大规模的屠杀战争。持续的杀戮削弱了中枢的力量，激化了原本潜伏在社会表皮之下的各种矛盾，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土崩瓦解。紧随其来的永嘉乱世，开启了五胡乱华三百余年的分裂战乱之门。究其祸乱本身，残酷惨烈，空前绝后；究其后患，更是血泪盈河，无数人死于兵火流离，令后人千年之后想起，仍咬牙切齿。

起先，这场祸乱没有固定名称。“八王之乱”这一个名词来自《晋书》列传第二十九卷。《晋书》的编者把这主导这一场祸乱的八个诸侯王合写在一卷中，认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总为其传云耳。”

在正史之中，《晋书》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史料杂芜，乱力怪神的东西太多。但是八王列传的写法得到了后人的赞赏，清代的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晋书》）各传中叙事虽蔓衍无法，亦尚差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处，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为一篇。又其序次则以事之先后，不以辈行之尊卑远近，极得史法之变。”

于是“八王之乱”四个字涵盖了惠帝一朝那十几年血迹斑斑的全部。如果真有一字千钧的说法，这四个字重得令人窒息，附在这四个字之上的，是遮蔽原野的白骨，是盈盈成河的血流，是无数杀人者与被杀者癫狂的号叫、无助的哀呼呻吟。

名为“八王之乱”，实际参与其中的司马家儿远远不止这八个，选其罪恶最大的八人立为靶子鞭挞；而在这八王之中，也有罪恶轻重之分，对于在祸乱起始就殒命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史家的态度是哀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