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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仔细推敲贾皇后下给楚王的那份诏书，就可以发现端倪。

诏书是这么写的：“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

这意思很明白：太宰、太保要行废立之事了，楚王你该出手了，招集皇帝的弟弟们保卫皇帝，阻止并废黜两位辅政大臣。

但这份诏书有两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第一个不合理之处是：诏书中为什么要用“伊、霍之事”这样的字眼。

“伊”是指商代伊尹，“霍”是指汉代的霍光。商代的第四任王太甲无道，伊尹将他流放，三年之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复立为王；霍光受汉武帝托孤辅佐汉昭帝，昭帝驾崩时没有皇嗣，霍光就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昌邑王不成器，于是当机立断废黜皇帝，改立武帝玄孙刘病已，是为汉宣帝。

伊尹、霍光两人的共同之处是都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废立过皇帝，他们两人是史上公认的忠臣，他俩的废立之举历来被肯定，被说成“废无道立有道”。

如果要说汝南王、卫瓘等人犯上谋逆，应该把他们比做王莽才对。诏书中把他俩说成伊尹、霍光，那就等于在说当今的皇帝司马衷是无道之君啊。皇帝下诏暗示自己被废是合理的，汝南王、卫瓘要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个不合理之处是：为什么让楚王招集“淮南、长沙、成都”参与行动？

要知道，当时淮南王远在寿春，另外两个王爷都还年幼，长沙王司马乂才十六岁，成都王司马颖才十五岁，手里也没什么权力，这三个亲王是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的。当时真正对政变有用的宗室是中护军东武公司马澹，诏书中并没有提及，却特意点了这三个王爷的名，似乎这三个王爷参与政变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

如果不把这一张青纸看成皇帝下达给臣子的诏书，而是看成一封家信，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家不是指整个司马宗室，而是指宗室中皇帝嫡系，这是哥哥下给弟弟的一封求救信。

从字面上解读这封求救信，说的是：哥哥的地位有危险，弟弟要起来保卫兄长。实际上，信的内涵不限于此。

司马衷不能算是无道之君，但却是众所周知的无能之君，不堪社稷大任，汝南王要废掉无能的皇帝，这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如果仅仅“废无能”，那么汝南王的“伊、霍之事”只进行了一半，他还必须得“立有道”。这个“有道”之君必须是武帝的嫡系，他必须贤明、有声望，能合理的继承皇位，并且不引起争议。

当时朝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有啊。这个人早已进入大家的视野，当他还是个儿童的时候，武帝就已对他寄予厚望，说“此儿当兴我家”！武帝说他的气质和长相都像先祖宣帝司马懿，武帝已经迫不及待地替他预订好了晋朝第三任皇帝的宝座。

这个人就是皇太子司马遹。元康元年司马遹十四岁，一年前他就已经行过冠礼，按古时候的标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到此先解开第一个疑问，贾皇后在诏书中用“伊、霍之事”四个字，是想告诉楚王：汝南王要废黜你哥哥，立你的侄子提前接班。

对整个国家而言，傻皇帝退居二线做太上皇，让聪明的太子提前上岗，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但是，太子提前继位绝对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一部分人宁愿傻子当皇帝，也不希望看到太子坐上龙椅。

贾皇后当然包括在这一部分人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团体不仅仅有贾皇后及其党羽，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的面目闪烁其中，隐蔽得就比较深了。

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司马遹后来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贾皇后害死，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司马臧与司马尚，先后被立为皇太孙，但后来都死于非命。司马衷的子嗣死绝之后，侄子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但不久司马覃也被废黜，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皇嗣的帽子跳来跳去，最终还是跳到了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头上。

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是十三年之后的事，他克服了重重阻碍，才达到了做嗣君的目的。

但是在十三年前的元康元年，太子司马遹还没生儿子，横隔在惠帝诸多弟弟与嗣君之间的唯一障碍，就是司马遹本人。只要是司马衷做皇帝，楚王等人就还有希望，毕竟本朝是有“兄死弟及”先例的；但如果司马遹做了皇帝，肯定没有侄子传位给叔叔的道理，那么楚王等人的皇帝梦想就彻底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