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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刘渊进逼晋阳，东嬴公再次向拓跋猗戦借兵，拓跋猗戦派出轻骑数千，临阵斩杀匈奴将领綦母豚，解东嬴公之围。但是没过多久，拓跋猗戦就病死了，随后鲜卑内乱不止，东嬴公无法再求得援军，在并州每况日下。

东嬴公勉力支持了两年。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也就是“八王之乱”落下帷幕的这个月，弹尽粮绝的东嬴公（当时已增封为东燕王）弃州而逃，从狭窄的井陉越过太行山向东逃窜，跟随他一起逃亡的有并州官民二万余户。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形成了一股军事力量，这股军事力量在西晋末年的北方抗击匈奴、羯人，态度最坚决、斗争最顽强。这股军事力量的名字十分悲壮凄惨，叫“乞活”。

接替东嬴公担任并州刺史的是刘琨，刘琨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初到晋阳赴任，他如此描述沿途所见并州之惨状：“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

好容易到达晋阳，刘琨发现那里已是一遍废墟，“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

三、劫乘舆

不提匈奴荼毒并州，且说洛阳。

成都王的政治生命自从逃离邺城之日起就已宣告结束，所以洛阳虽然有皇帝，有皇太弟，有诸多王侯，有三公九卿，发号施令的却是张方。张方的军队早已是臭名昭著，此番二进洛阳丝毫不改恶习，反而变本加厉。关中军城内城外四处扰民，搞得洛阳鸡飞狗跳，一片乌烟瘴气。

随着齐王、成都王等最强藩镇的没落，原本力量较弱的豫州都督范阳王、徐州都督东平王等人有了话语权，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范阳王看到张方在洛阳胡作非为，实在不像话，于是就与东平王司马楙、河南尹周馥联名上书，要求张方撤兵回关内。

说是上书给惠帝，实际是写给张方与河间王看的。范阳王棒打落水狗，将一切罪过都推诿成都王，说成都王“受重之后，而弗克负荷。小人勿用，而以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险诐宜远，而谗说殄行”。言下之意就是说成都王能力不强、亲近小人、猜忌骨肉、听信谗说，导致天下大乱。

骂完成都王，范阳王又将河间王与张方夸了一通，说河间王“惇德允元，著于具瞻，每当义节，辄为社稷宗盟之先”，说张方“太宰之良将，陛下之忠臣”。这一贬一褒之间，就将昔日成都王、河间王之间的联盟给忽视掉了，河间王由罪臣一跃而成为功臣。

客套话说完，忠奸褒贬的基调确定之后，范阳王转入实质性话题。他说，张方虽然是忠良，但是这人性格有点瑕疵，“受性强毅，不达变通，遂守前志，已致纷纭”，意思就是说张方有点固执，不会变通，本意是好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导致“纷纭”。所谓“纷纭”是范阳王有意轻描淡写，意思就是“导致洛阳乱糟糟”，张方的所作所为何止“乱糟糟”，他的部下劫掠宫女、挖掘皇陵、光天化日里抢劫杀人，按《泰始律》张方全家死十次都不止。

范阳王认为，张方就是因为罪恶深重，怕遭秋后算账，所以才不敢撤兵回关中。范阳王安慰张方你放心的走吧，你不过就是强奸了一些宫女，挖开几个坟墓，杀几个草民搞点钱花花而已，“原其本事，实无深责”，再说回到关中有河间王给你撑腰，谁能把你怎么样？你快走吧。

劝完了张方，范阳王又开始劝河间王，内容是老调重提分陕而治，潼关以西河间王说了算，潼关以东河间王就不要过问了。

那么潼关以东谁说了算呢？范阳王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他只是很笼络的说，朝政方面可以交给司空东海王、司徒王戎等人，至于军事方面……范阳王话锋一转，扯到王浚身上去了，他说“安北将军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远近所推。如今日之大举，实有定社稷之勋，此是臣等所以叹息归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抚幽朔，长为北籓”。言下之意王浚这人出身好（太原王氏）、品德好、声望好，最今又立了大功（带领异族人将惠帝赶出邺城），这种忠良应该特别推崇，把幽朔地区交给他，让他长期做王朝的北方藩篱。

范阳王说着说着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当时他的地位与王浚相似，区别只在于一个是豫州都督另一个是幽州都督，朝廷既然可将幽州交给王浚，自然也可将豫州交给他范阳王，可将徐州交给东平王。

说完了王浚，范阳王下一句话图穷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