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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很令人失望的吃了败仗，他在江夏郡北部的障山被张昌击溃，狼狈逃回樊城。新野王吓破了胆，连忙再次上书洛阳求救，他说：“妖贼张昌、刘尼妄称神圣，手下兵卒数以万计，个个绛头毛面犹如鬼魅，其锋锐不可当。请陛下快速调集诸军，支援荆州。”

长沙王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只恨洛阳兵力早已捉襟见肘，长沙王只好再次使出见力打力的办法。他让惠帝发出四道诏令：一道是命令河间王派出雍州州兵一万、西府兵五千，由雍州刺史刘沈率领，出蓝田关南下戡乱。没想到河间王不奉诏，留兵不发。刘沈看不惯河间王拥兵自重的行径，自己领着一万州兵打算出关，结果刚到蓝田就被河间王赶上，夺了兵权。长沙王闻讯又恨又无奈，只好妥协让刘沈回雍州，这道诏令作废。

第二道诏令是任命屯骑校尉刘乔为威远将军、豫州刺史，发豫州兵西进。刘乔是名副其实的汉宗室后裔，他年轻时参加过渡江平吴之战，是两朝老臣，颇有声望。这道诏书实际是向范阳王借兵助剿，一来当时张昌已对豫州构成极大威胁，二来范阳王在豫州的根基不如河间王在关中那样牢固，所以范阳王不敢像河间王那般跋扈，刘乔得以顺利接任刺史，并且顺利出兵，为平定荆州立下大功。这道诏令对于豫州局势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日后刘乔与范阳王反目，根源就在于此。

第三道诏令是命令前将军赵骧带领八千禁军南下。

当时宗岱已经在蜀中病逝，荆州刺史空缺，第四道诏令的内容是将宁朔将军刘弘从北方调往荆州，担任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随赵骧一共南下。这道诏令授权刘弘调度赵骧前军、荆州州兵与南蛮校尉的府兵，长沙王此时已经觉察新野王不堪大任，因此派出刘弘全权负责荆州军事。

就在刘弘、赵骧向荆州进发的同时，张昌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向新野王展开反攻。张昌自领主力进攻襄阳郡，同时他派出两支偏师：一支由伪都督黄林率领，人数为两万，向东北方向进攻豫州；另一支由伪别率（注：别率，魏晋军衔的一种）石冰率领，顺长江东下，进攻江、扬两州。

新野王望穿秋水，结果张昌比援军先到，当即惶恐得不知如何是好。《晋书·新野王传》中说“张昌作乱于江夏，歆表请讨之。时长沙王乂执政，与成都王颖有隙，疑歆与颖连谋，不听歆出兵，昌众日盛”。意思是说长沙王应当为张昌的坐大负责，他猜忌新野王与成都王有结盟的倾向，所以掣肘新野王镇压张昌。

此说实在匪夷所思，长沙王与成都王反目成仇是在当年八月，新野王之死则在五月；五月李含还没有死，河间王与长沙王还没有撕破脸，长沙王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战火会重燃，又怎么可能提前三个月就预防新野王与成都王联兵？而且，说长沙王不让新野王出兵这也不符合事实，监军华宏动用的不就是荆州兵？

按晋朝法令，诸镇都督调动兵马确实必须得到中央的允许，但新野王不同于普通都督，他“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有权便宜从事。退一步说，即使有矫诏的嫌疑，事有轻重缓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封疆大吏，国有大难肯定是守土御敌为先，怎么可以胶柱鼓瑟，以未受诏令为遁词坐视不顾，任凭疆土沦丧？

由此可知新野王坐守樊城以至于养痈遗患，并非因为洛阳诏令不许出击，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无谋与胆怯。

张昌大军压境时，从事中郎孙洵劝新野王主动出击，但是嬖幸王绥知道新野王胆怯，所以捡新野王喜欢听的话说，王绥说：“张昌不过是小小流寇，派一些偏将裨将就足以将他制服，何须主公违诏抗命，亲冒矢石呀？”

新野王最终还是没有出击，一直等到张昌兵临城下，再也躲不下去了，这才出城对战，但此时军心涣散，刚一交锋马上溃不成军。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五月，樊城失守，新野王司马歆死于乱军之中。

樊城、襄阳与宛城是荆州三大军事重镇，当时樊城是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的治所，襄阳是荆州刺史的治所，宛城是南阳太守与平南将军的治所。

新野王既死，张昌占领樊城，此时新任刺史刘弘尚未到任，襄阳不足为虑，因此张昌合并诸军，全力进攻宛城。

其他两路偏师也各有战果：黄林进入豫州，派前驱李宫骚扰汝南，但是刘乔已在汝南布防，李宫遭遇刘乔手下将领李杨，被击退。首战失利的黄林绕过汝南，进攻豫州弋阳郡，将弋阳太守梁桓围了个水泄不通；同时黄林派部将马武南下江南，进攻荆州江南诸郡，马武在江南势如破竹，武陵太守贾隆、零陵太守孔纮、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