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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的时刻，唯有刘弘一人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与克制，一直在尽力斡旋局面。

早在刘乔起兵之时，刘弘就写信给刘乔劝他忍让，他说：“范阳王擅自取代明使君（指刘乔）做豫州刺史，这是他不对，不过明使君反应如此激烈竟然刀兵相向，也不对。正所谓疏不间亲，范阳王姓司马，是国姓，而明使君只是庶姓臣子。

“明使君是王佐之才，大肚能容。廉颇蔺相如只是区区战国武将，尚且为了国家舍弃个人恩怨，何况明使君这样的贤人呢？请忍下这一时之气吧。如今天下纷乱，陛下流亡在外，正是忠臣义士同心戮力之时，我愿与明使君共同拥戴盟主（指东海王），扫除凶寇，解救苍生于倒悬，奉迎陛下回鸾。

“我与明使君相交相知，情谊不比寻常，所以我披露丹诚，言无不尽。春秋时期，诸侯间先交战、后和亲，司空见惯，所以请明使君不要有后顾之忧，不要担心范阳王等人记仇。范阳王必定会悔恨前日所为，而与明使君和好如初。”

与此同时，刘弘又写信给东海王司马越，请东海王与刘乔讲和，刘弘说：“听闻吾州擅自举兵驱逐范阳王，足下要兴兵征讨，我认为此举不可行。如今国家多事，陛下流亡在外，于是诸王结盟勤王，吾州列位方伯，忠心赤胆，准备戮力王事，不料范阳王突然要取而代之，吾州自然难以从命，从而矫枉过正，因此获罪。

“王侯都应有容人之量，昔日齐桓公不记射钩之仇而赦免管仲，晋文公不记斩祛之怨亲近勃鞮。相比之下，吾州的过失根本不算什么。如今奸臣弄权，朝廷陷入困境，这才是最令臣子担忧的大事，各方伯应该冰释前嫌，共存大义，以讨伐逆臣为先，以奉迎陛下回銮为先，万不可因小失大。

“足下如果存有忠恕之心，请与吾州讲和，吾州必将剖心析胆以报足下。我虽然是庶姓臣子，但是蒙受国恩，愿协同足下共同匡扶王室。外患未除同侪之间先自相残害，我以之为耻，想必足下心情与我相同，请足下深思。”（注：因为刘乔是荆州南阳人，所以刘弘在信中称刘乔为“吾州”，称东海王为“足下”）

刘弘倒是肺腑忠言，可惜是在与虎谋皮，最终这拳拳忠心全都喂了狗。刘乔与东海王之间还是照打不误，河间王正野心膨胀，见了刘弘的奏章，一笑哂之。

双方都逼着刘弘表态，战场上盛行混账逻辑，不是我的盟友就是我的敌人，刘弘想独善其身而不可得，只好叹一口气，选择阵营。择善而从是说不上的，那只好择一个相比之下没那么恶的，张方臭名昭著，刘弘预料河间王必败无疑，于是派参军刘盘为督护，率领荆州诸军接受东海王的节度。

如此一来，刘弘就与宛城的彭城王司马释成了敌人，刘弘进军宛城，将彭城王逐出了荆州。

荆州发生变化的同时，北方邺城的平昌公也腾出手来，派遣将军宋胄向南进军，目标是洛阳北面的河桥，目的是阻止成都王过黄河与公师藩等会师。

当时刘乔奉旨驻扎河桥，吕朗驻军洛阳，成都王与部下石超等人在荥阳募兵。

这是永兴二年十月的局势变化。

整个十一月无战事，两方势力又通过一场政治风波进行了较量。

当时洛阳有个立节将军叫周权，想拿洛阳为筹码投靠东海王，于是他自称平西将军，声称收到诏书，再次从金墉城里接出羊氏，立为皇后。有了四月份的那次遭遇，这回洛阳百官不轻易上当了，周权的诡计很快被识破，洛阳令何乔收捕了周权，斩首，然后再次将羊皇后废黜，送回了金墉城。这是羊皇后第四次被立，再第四次被废黜，与皇帝一样，她根本不是母仪天下的国母，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政治玩偶。

当时洛阳在吕朗的控制之下，河间王一听在这剑拔弩张的关头，竟然有敌方势力渗透进了洛阳，怒了。河间王决定杀掉羊皇后以绝后患，于是派了一个尚书叫田淑的去洛阳，矫诏赐死羊皇后。

这道诏书遭到了司隶校尉刘暾、尚书仆射荀籓、河南尹周馥的联合抵制。关中的催杀羊皇后的诏书接连下达到洛阳，刘暾等人就是不奉诏。

刘暾等人还上奏替羊皇后求情，说洛阳遭遇了一系列兵祸，百姓都很惶恐，应该镇之以静，突然有使者带着毒药而来要杀羊氏，全城上下都很震惊，纷纷说这肯定不是陛下的本意。而且“羊庶人门户残破，废放空宫，门禁峻密，若绝天地，无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