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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王一筹，齐王之所以能够得志，是成都王谦让的结果。

齐王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投桃报李，给成都王“录尚书事”，魏晋以来朝政大权逐渐由三公九卿转移至尚书省、中书省，“录尚书事”即意味着有权参政议政，齐王此举实质是在邀请成都王共同辅政。

但是此时的成都王并未对权力表示有很强的欲望，无欲则刚，成都王对于此次齐王主持的权力划分并没有显示出不满。

感到不满的是河间王，他在这次博弈中可谓惨败。论收益，河间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广陵公和新野公，后三者加官进爵，加的都是掌握实权的官衔，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爵位。河间王千里奔赴，却仅仅得到一些虚职：“侍中”这个职位表示河间王以后有直达禁宫向惠帝奏事的权力，而“太尉”只是一个虚衔三公，并没有指挥兵马的权力。河间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领域，可谓颗粒无收。

河间王颗粒无收的原因是齐王的有意压制。齐王痛恨河间王当时的骑墙行为，更加痛恨河间王事后凑过来捡漏，所以只给他一些虚幻的优宠，将其排除在参议政事的门墙之外。

河间王固然贪心不足，齐王也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二王因此结下仇怨，导致日后的反目。

由这道诏书也可以看出皇权的微弱的趋向，说赏与罚是人君驾御臣子的两大利器，此时这些利器已经失效。

如果赏罚分明，河间王不仅无功，反而还应当受罚，结果他却升任三公；无独有偶，幽州的王浚拥兵自重、首鼠两端，惠帝不仅没有降罪，反而给王浚官升一级，由宁朔将军升任为安北将军。

当罚不罚，当赏则在滥赏。在平时，封三公是不寻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为此祷告天地，到太庙向祖宗备案；而加三赐之礼、加九锡之礼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几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气封了三个三公，给两个大臣加九锡，另一个加三赐。

显而易见，这道诏书不符合惠帝的利益，只符合权臣们的利益。这次权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据也不是功劳的大小，而是拳头的软硬、武力的强弱。

齐王在豫州滞留的两个月并没有白费，他带足了兵马才来，果然是深谙政治的有心人。

不过尽管齐王心思缜密，有的地方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诏书下达之后，成都、河间二王仍赖在洛阳不走，齐王对此无可奈何。

乱世之中的政治话语权是与军事实力相匹配的，齐王只是略胜一筹，并非一家独大，虽然惠帝充当了仲裁，判给齐王执政权，但是齐王到手的仅仅是纸面上的权力，他根本无法号令天下。远的不说，即使在区区洛阳城，缺乏成都王、河间王的配合，齐王就无法控制住局面。

当时洛阳汇聚了晋朝半数以上的军队，大大小小的军事团体成百上千，每一支队伍都代表着一方势力，要求在新政权中分一杯满意的羹。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增强竞争力，他们又相互结党，最后形成三大阵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就是这三大阵营的核心。

所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身后那几十万军队是他们争权夺利的利器，同时也是挟持他们的力量。三王必须喂饱麾下那些将领，满足他们的野心。

惠帝诏书一下，三位王爷都成为三公，三公照例就要开府。

开府是一种优宠，也是种特权。普通的朝廷官员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如尚书有尚书台、御史有御史台、太仆有太仆寺等等，他们的同僚、下属也全部由朝廷任命；享有开府殊荣的官员则不同，他们可以在自家府邸开设办公衙门、处理政务，并且还可以自主征辟属官。

于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在各自的官邸开府办公，各自任用亲信征辟为掾属。三王的身份全是都督，他们的亲信也都是军人，他们的衙门通行军中号令，实权都掌握在军人手中，文职官员只负责抄写文书等可有可无的职务，这俨然是个军政府。

齐王的开府地点是在他父亲司马攸的故居，史书上说齐王“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如此大兴土木，一方面反映了齐王的骄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齐王几乎另立一套政府班子，使惠帝与朝廷完全成为摆设。另外二王想来也是差不多行径，只是规模有所不及而已。

三王这些僭越违制的行为在当时就很引人非议，于是有侍中嵇绍直言进谏。嵇绍是“竹林七贤”中大名士嵇康的儿子。嵇康在四十年前被文帝司马昭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