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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过只有个小作坊,艺术家怎么敢当。”他倒谦虚,“你的咖啡比得过上好咖啡馆的味道,也不怪你爱它。”
我有些意外。父亲和于建峰喝我煮的咖啡,常常像吞咽白开水一般,仿佛索然无味。他却大加夸赞。
“如果有爵士乐更好。”我说。
“最好还是老头King Cole的声音。”
呵,他比我更不着边际。多年来头一次见面,我与徐衍之竟可以谈笑如老友。他夸我的咖啡上好。岁月已经将他磨砺得气度沉稳,比实际年龄更加老成的沉稳。但他骨子里有浪漫情愫,包括额上那条隐隐的纹。
“当年你说去巴黎是为了学金融,但是现在为什么做起室内设计?”我记得问。
“当年?”他微笑,“昨天的事情都会变卦,更何况当年。”他站起来扯开落地窗帘,他的背影在阳光里轮廓模糊。
昨天的事情都会变卦。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长久或是永恒。这道理亘古不变。我轻轻叹气。
“不过,”他转过来,笑容柔和,“我倒确实做过一年的海外市场部经理,那时算得上工作狂人,整天为打拼业绩废寝忘食,唯一令我疲惫的是人际关系。一次开会与顶头上司争辩,我很激动,大骂他管理不够人性。后来递辞呈的时候松了一口气,某些人终于不用再全神贯注地等我出错。”
“你是我见过最自由的人。”我由衷地说。自由的人活得轻松。他生性不羁,所以不容易被生活左右。
“如此自由的代价是三年的事业空白。”他轻笑。
我深吁一口气。这男人跟我一样不信命。
“当年你还是穿白纱公主裙的小孩子,戴蝴蝶结。”他忽然说。
我不置信,“那时我至少十二三岁,怎么是小孩子?”
他一怔,又玩笑地说,“大概我老了,所以即便看到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也觉得是小孩子。”
“三十而立,怎么就老了?况且男人四十一枝花。”
这下轮到他大笑。
他放下杯子,缓步走到阳台前,推开玻璃隔窗。不久转头对我说,“这个阳台极好。”
“居高临下脚不着地,看过半片城市的山水两重天。自然是好。”
“就是说,地势难得。”他说,“这个地段这个楼层,通常贵得流血。”
“这是托父母的福。我并没有这个能力买下它。”
他看我一眼,温润地笑,“你太谦虚了。我在法国的时候,常常上中文网,都能看到你在杂志专栏里面的文章。”
“你是说女人花开那个专栏?”我讶异,他竟然看过。
“嗯。写得完全不似一个二十多岁女子的手笔。”他赞。
我有些不好意思,“那是不知天高地厚,老气横秋还以为自己事事都看得透。那种文章只能骗过高中小女生。”
“老气横秋?现在能够如此冷静地老气横秋的人,已经不多了。”他眸子里是完全的赞许。
我真的有些惭愧。业余时间胡编乱造的一些爱情故事,竟然被他看作是不寻常。“谢谢,头一次这样被夸奖。”我说,“但单看笔名,你怎么知道是我?”
“笔名罗百合。”他抬眉看着我,“没有哪个人像你那样在十二岁的时候迷恋浦街的罗氏百合。况且你在《一场寂寞的歌剧》里写,一个大男孩戴贝雷帽,当时你羡慕那顶灰色的旧帽子。那个大男孩不是我又是谁?”他说完爽朗地笑了。
“都是些无病呻吟的文字。亏你还记得。”我更加不好意思。
“记忆总是珍贵的。人生珍贵的事十之*。”他认真地说。
“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我说完立刻觉得自己老气横秋。
徐衍之眉头微皱,“不该像你说的话。”
我一怔,他似乎了解我不浅。
“英国人称生活为‘买生活’。”我笑,“为了付各式各样的账单,人人都容易陷入平淡和麻木。一旦麻木,就很难分辨什么珍贵什么不如意。”
他笑着朝我举杯,“同道中人。”
此时的阳光已经很好。春天的晨光透过客厅的玻璃窗照进来,室内一片干爽明亮,没有暖气也够温暖。
手机忽然响起来。是父亲。
“爸爸,有事?”
“今天回家吃午饭。”爸爸一声命令。
“我正在看新房。”
“那就看完再回家。建峰来看我和你妈,我想你今天没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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