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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的气质。在命运的打击下，她从不低头，卫护着自己的孩子，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路程。她一直活到八十三岁，一九四二年去世。老舍从母亲那里秉承了旗人的某些美好的素质：好客、待人热忱，有求必应，豪放、宽厚；摒弃了旗人的某些恶习：怠惰、荒嬉、软弱、无所作为。老舍对于母亲有一种极为深沉的爱。他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注：《我的母亲》，《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受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注：《我的母亲》，《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旗人的家庭并未局限了老舍的视野。老舍家庭的贫困，曾经给了他无数困扰，但也使他广泛地接触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们所居住的小胡同里，同住着许多贫穷的北京市民，糊棚的，卖艺的，当小伙计的，做小买卖的，当巡警的，拉洋车的，卖苦力的，当仆人的，当兵的，三教九流，都占全了。姥姥家的同辈兄弟们，也多是靠劳动过活的苦人，当木匠的，当泥水匠的，当油漆匠的，五行八作，也几乎都有。他尽管是个旗人，然而悲苦的生活遭遇，使他同汉人具有相同的感受。这种感情体验后来熔铸于他的全部作品之中。他属于满族作家，这是不错的；然而，他又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中表现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中国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抗争的思想情绪。

五四运动给了他一双“新眼睛”

老舍的学历并不复杂。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他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当时他七岁。一九○九年转入西直门大街第二两等小学校，编入三年级，不久，因为这个学校改为第四女子小学，又转入南草厂第十三小学。在第十三小学校，他已经开始显露出文学的才能。他擅长作文和演说，能背诵许多古文和诗词。当时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庆春文章奇才奇想，时至今日，诸生作文无有出其右者。”（注：高增良：《老舍与纸鸢》，《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一九一二年小学毕业后，考入祖家街第三中学，后因家庭经济困难，中途退学，一九一三年夏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在本科第一部第四班学习。这个学校“既免收学膳费，又供给制服与书籍”，学制虽然五年，老舍还是坚持下来，他聪敏、勤奋，受到校长方还先生和国文教师宗子威先生的器重。这时他在上述两位先生的影响熏陶下开始学作旧诗。一九一八年六月，老舍以优异的成绩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任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他的短暂的学生时代结束了，当时他十九岁。

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受京师学务局委派，老舍同荣英、刘耀增等小学校长一起短期赴江苏省考察教育；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老舍被京师学务局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间，他还曾先后兼任过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京师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等职务。

在任职劝学员以后，老舍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他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的薪水，尽管“那时候的中交钞票是一块当作几角用的，而月月的薪水永远不能一次拿到”，但一百多圆的薪水总没教他遇到极大的困难。（注：《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当时的京师分区设立劝学事务所，掌管本区教育事务。老舍任劝学员后，曾经想有所作为，对自己所管辖范围的腐败混乱的教育加以革新，但不久他就失望了。学界的黑暗，使他愤慨。一九二二年九月，他断然辞去待遇优厚的劝学员职务。

从一九○九年入小学读书到一九二二年辞去劝学员职务，这十三年间，是老舍生活的重要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生活景况和老舍的思想性格的发展，罗常培曾经有如下的回忆：

三十五年前，北平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第二两等小学堂里有两个个性不同的孩子：一个歪毛儿，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籐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由这点禀赋的差异便分歧了我和老舍一生的途径。

三年小学，半年中学的共同生活，我们的差别越发显著了。自他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