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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都已经五个月未正常发放，蔡元培还为此联合其他学校校长到北洋政府索取。爱因斯坦听说这个情况，就感到北大能否兑现约定实在是未知数。他到北大讲学，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如果长途跋涉，最后连路费都无保障，那就不如不来了。

蔡元培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厚道和阔大之风，他对爱因斯坦没有流露任何怨言。在《跋爱因斯坦来信》中，他对师生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时候，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蔡元培在和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整个过程中，尽显教育家的赤诚，一派君子之风，令人倾服。

在联系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同时，北大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讲义风潮”。蔡元培在这件事中对一个弱势学生的做为，可能就不是他生平的加分因素了。

所谓“讲义风潮”，就是北大决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学生抗议的一场风波。

当时北大学费相当低廉，每人每学期仅为十元，不到私立大学的五分之一，且学生还享受补贴，因此办学经费基本靠财政拨款，计每年七十五万元。而那时军阀混战，财税来源无保障，到1922年9月，办学经费已被拖欠五个月，蔡元培联合其他大学校长向政府屡次交涉，并以辞职为威胁，好不容易索来两个半月的经费。

这个时候，为了节约经费，校评议会（与教授会并立的权力机构）成员联合向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校每年耗费在印刷讲义上的费用高达一万多元，而在购买图书上的开支却捉襟见肘；如果把花在讲义上的这笔钱向学生收取，节约下讲义费来补充图书，对学校、对学生都有好处。

蔡元培对此很有同感，他还考虑到：因为学校将讲义印好下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上课就不用功，到考试时再“恶补”讲义内容，成了一大弊端。于是他当即决定：以后收取讲义费充做图书经费；购买讲义与否，由学生自行决定，如上课能认真听讲做笔记，讲义尽可不购。

这个决定应该说还是很厚道，但“讲义要收钱啦”的消息传出，一贯免费享有的东西现在要出钱，顿时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这是个有“造反”传统的大学，三年前的五四运动这样的大事且不说，就在五个月前，学校规定不缴费不准考试，就有学生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建筑墙上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沈士远！”幸亏刚刚担任北大教务长十五天的胡适出面表示，未缴费者准他们先考，但到月底还不缴费，则成绩无效，把事态平息下去。

1922年10月17日下午，为抗议讲义收费，数十名学生闯进会计室，对职员大肆谩骂恫吓；10月18日早晨，又有数十名学生群拥至校长室，要求蔡元培废除讲义费。蔡元培将收费决定详细解释，并说三日内不收费；但学生寸步不让，双方面越谈越僵，而且校长室外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几百学生，呐喊起哄，局面一片混乱。

蔡元培又急又怒，一下站起身来，捋起袖口，向学生吼道：“我跟你们决斗！”然后满脸青筋地步步进逼。包围着他的学生害了怕，步步后退，逐渐散去。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职呈文离开北大，文中说：“……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事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恐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

蔡元培辞职后，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北大全体职员也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北京大学日刊》也于当日宣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大家都与蔡校长共进退。

为了挽留蔡元培，北大召开了教务会议和评议会紧急会议，教育部次长马叙伦也对蔡元培面劝。最后，蔡元培收回辞呈，讲义费则暂缓收取。

这场风潮并不是以蔡元培完全让步平息的，他坚持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

事发时现场混乱，赶来喧闹的学生其实是出于自发，没有什么带头人物。挽留蔡元培时，校评议会开会就抛出了个替罪羊——一个叫冯省三的山东学生。评议会说就是这个冯省三带的头，决定予以开除！

了解冯省三的师生都知道，他性格单纯、直率，学习用功，只是心直口快，时常说话欠考虑。冯省三之所以被称为“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