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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8月20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报告虽说送上去了，但聂荣臻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报告里有原子能工厂可争取于1962年至1964年先后投入生产，随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样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非同儿戏。究竟能不能落实？所以，这年10月，中央军委便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和刘杰一起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等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

聂荣臻的秘书周均伦说，1961年7月20日前后，聂帅去了北戴河。8月23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说聂帅有关日本方面军事动向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对日本国内有关企图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比较重视，批示要几位老帅考虑，以后再议一下。这个报告是甘子玉起草的，甘子玉原先是中山大学的，1949年就已经在广州参加革命了，但由于长江有战事，过来不安全，就转道香港，再经台湾回到大陆。后来有人就这一点质疑甘子玉能不能做聂荣臻的秘书，聂帅说，主要看本人的表现。所以，这个报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过之后，聂帅看了，又分头让几位老帅看了。但是，虽然毛主席支持继续把原子弹搞下去，聂帅不是还有些不放心嘛，就派张爱萍他们下去调查，一个点一个点摸清情况。

刘少奇提出现在不要争原子弹是上马还是下马，先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意见，政治局的成员们都表示同意。在中央军委会议上，陈毅和贺龙就让张爱萍牵头去调查。张爱萍有些犹豫，说我从来就只知道山药蛋，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子弹。陈毅一摆手说，你不知道就学嘛。张爱萍心想，自己只读过初中，对很高深的科学技术懂得的很少，中央和军委既然已经这么决定了，除了坚决执行，没有别的办法。但要开展工作，总得有个人比自己的知识水平高一些的。张爱萍这时想起一个人来，叫刘西尧，读过大学，当时正好在国家科委当副主任，他就报请军委同意，和刘西尧一起去各地调查。

调查组每到一个地方，单位领导就着手汇报。张爱萍不让他们讲别的，只说我们来是向你们学习的，想问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能把这个东西研究成功，你需要国家帮助你什么？你最早拿出这个东西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这些单位的领导一看，这倒好了，不用说空话讲大话了，于是就直截了当提出了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自己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上边。调查组在下面转了几个月之后，心里已经基本上有了个数，一回京就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很快上报军委并转给中央。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转给了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报告很好，如果你们没有时间看，只看第一页和第二页半就行了。

24。锣鼓点越敲越紧了（3）

当时曾有一种意见，就是原子弹暂时可以搁置起来，等到国家经济状况稍好一些之后再说，可以推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如果真是这样，那三五计划恰好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了，毫无疑问，历史的面目将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刘杰说，这次调查我记得一共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我陪同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首先在北京了解情况，同时再一个厂一个厂走，到西北，一直到矿山，到湖南选矿场，做了一番了解。那个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展，当然差得还比较多，但是总的来看，在苏联专家撤离以后，经过几年苦干，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张爱萍他实际上不直接管这些经济的问题，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一面看情况，一面给大家鼓气，鼓劲，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1962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集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曾经讲过一篇话，说到当今的形势，虽然不是一片光明，但也不是一片黑暗。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来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的矛盾。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就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目标。这个目标以前也提了很多。1959年6月20日，苏联提出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那是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总理提出，我们自己搞原子弹要8年。那时候部党组研究的意见是争取5年实现原子弹爆炸。8年呢，进行储备。那时说5年，恰好就是1964年。第二次呢，就是1960年8月苏联专家撤走了之后，那时也曾经讨论过，也曾经有预测，说我们争取看1964年是不是有可能实现原子弹爆炸。第三次呢，就是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他们来检查了之后，这是在1961年了，也提出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