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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和设计。讲课后，中国专家说他们的记录可能出错，或者理解得不对，我们不得不再将原子弹的材料写给他们看。

涅金所说的这次讲课，实际时间是1958年的7月15日，地点在二机部机关宋任穷和刘杰合用的办公室，参加的人是二机部的6位领导干部，即宋任穷、刘杰、袁成隆、钱三强，以及九局副局长吴际霖和郭英会。李觉因在外地出差，没有参加。刘杰主持了这次活动，并由当时二机部的总顾问扎吉江先对三位专家作了介绍，之后便开始了讲课。对于涅金上面所说的事，宋任穷和刘杰都认为，除了最后一句不准确之外，其余大体都是事实。

宋任穷说，这三个搞核武器的专家来了以后，先到青海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厂址，回北京后在7月15日作了一次报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实验、设计和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地同时展开，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我们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完全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主要是靠我们自己的科技人员艰苦探索出来的。三位专家那次报告之后，我还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总顾问扎吉江也参加了。以后又请他们参观了一些机械厂和研究所，他们参观后说，没想到你们的工厂有这样的水平，我们对你们估计低了，你们的机械制造水平相当高，我们苏联有些厂子还不如你们。这些专家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们有的过去当过红军，后来才改学技术的。

当时担任翻译的是二机部九局的陈中和朱少华。因为北京天比较热，三位专家常常汗流浃背，有些不大适应。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整天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小短裤，背后开了电扇吹着。朱少华说，这三个专家除了马斯诺夫以外，性格都比较开朗，很热情，很愿意说话，对中国人也比较友好。第二天一上班，给他们安排好以后，涅金马上就要我找局领导，我就带他去找吴际霖吴副局长。把他们双方一介绍，涅金就说我是原子能研究院理论部的，学理论物理的，是理论部的负责人。加夫里诺夫是研究所实验物理学家，马斯诺夫是装配厂的总工程师。专家说，我们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介绍原子弹模型。尽管模型和资料随后才会运来，但先要给领导一个概念。第二就是要进行核武器研究，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一个科技负责人，一个总工程师，这两个人缺一不可。希望能够尽快配备。此外他要参观一些研究机构，看看中国的技术水平，也要参观一些军工厂，看看制造水平。吴副局长听了以后，表示欢迎，说这事儿还要向部里请示。涅金非常着急，老是催问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三个要来介绍。当确定下来要作原子弹模型介绍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要科技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参加。他在下面也问过我，李觉局长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什么职称，有什么著作？其他部领导他也挨个问。后来，模型的介绍会议安排在部里的一个会议室进行，涅金一开始就提出来，说不要记录，你们有个大致的概念就行了，因为将来苏联不仅要运来原子弹模型，还要提供有关资料，并派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实际上，这么一个复杂的工程，你叫他们三个人一天都给讲完，是不可能的。只能简单讲讲结构原理什么的。介绍当中，他在黑板上画了一点图，随后就擦了。我因为既要翻译又要画，要想全记下来根本来不及。中间他又提过一次不要记，要记就必须换成保密室发的那种有编码的本子。他这么要求也不是毫无道理，但当时就要找那种有漆加盖印的，一时上哪儿去弄啊。说实在的，最后大家也就不怎么记了，也记不下来。完了之后，专家又提出记录了的，会后一定要收回。宋部长就有些不高兴，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扎吉江当时在场，他倒是没说什么。会后，吴际霖找我，说尽快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出来，特别是画的那些图。我面对这些零散记录，真不知从何下手。因为对会议内容不熟悉，无法追记。硬着头皮整理了一份不像样的材料，交给了保密室。之后，邓稼先和李嘉尧又重新作了整理。其实，做这种翻译，我和陈中都不是行家里手，我是从作战部来的，跟王尚荣当过两任专家的翻译，搞战役训练的，我怎么会懂这些呢？我不懂，专家倒是也很耐心，知道翻译不明白，就给你解释是哪几个俄文字。资料收集起来的时候可有意思呢，除了吴际霖记得比较多外，钱三强没记几个大字，其他的也没记多少（这一点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