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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起来了。当时英国放映他们的军舰紫石英号由于向人民解放军挑衅而在长江上遭到炮击的新闻片，他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说明新中国多么野蛮，但我看过后，心里却激动极了。在英国地盘上，看到以往总受欺负的中国人敢于回击，第一次有一种出了口气的感觉。1960年的夏天，我正在南京大学，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让我到北京去报到，我也不知道去干什么，第二天就走了。到了北京之后我找到二机部，二机部让我去九所，我也不知道找谁，一个人都找不到，没有一个认识的，因为当时是保密的。后来九所知道了我在招待所，他们派车把我接去了。当时南京大学和九所协议，我是两边兼的。南京大学不愿意放，而九所一定要。吴际霖和李觉对我讲，叫你来是搞原子弹，把我任命为九所的副所长，当时来的已经有朱光亚，还有郭永怀。他们把苏联专家讲的一套东西给我介绍了一下，朱光亚把苏联专家讲的原子弹模型给我讲了讲。但原子弹是什么样子我一无所知。我去的时候给我两种工作，一是化学爆炸，再有炸药波传递以后里边状态的变化，因为我懂这方面的状态方程式。但是炸药我一无所知，炸药从来没碰过。当时，张爱萍和郭英会、郭永怀、吴际霖几个人到八达岭，找爆炸试验用的地方，原来是工程兵三所的一个场地，叫17号工地。陈能宽主要管外面的部分，我分管里面的部分。那时并不清楚外面的炸药爆炸对里面核反应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我却生病了。休息了一些日子，回来以后，王淦昌、彭桓武也来了，彭桓武是研究理论的，研究核爆炸、核反应过程的理论。我对化学方面是不大懂的，所以就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了王淦昌。这个过程复杂得很，我用简单的方法来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变成简单的问题。紧接着就开始拼命干了。那时候，虽然饿得人发虚，但大家都通宵达旦地拼命干，说是废寝忘食可真一点不假。记得有一次我忙了半天，从办公室走出来，看到大家正在呼呼大睡，心里就有些恼火，马上找来负责人责问。结果是我自己搞混了时间，错怪了别人。原来早已吃过了午饭，都进入了午休时间。

在九所的几位技术副所长中，彭桓武是唯一搞不清自己角色的一位。彭桓武常说，不管你是总理还是总统，我这人说话都特别随便，所以我第一不会办事，第二搞不清谁管谁。因为不是党员，所以开始他也就根本不知道苏联和中国关系怎样了。苏联专家走了以后，丢下了一个烂摊子，中国自己的专家们便顶了上来，自力更生。彭桓武形容当时的情景，说他们就像大宅门门口那两个石狮子，能辟邪，能震住，先把局面稳住了，再一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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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龙头舞起来了（1）

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和苏联人的技术指标不符合——算到九次结果都一样——周光召把紧箍咒摘了——彭桓武大刀阔斧抓主要矛盾——周毓麟越过计算高山——南有任越千，北有秦元勋——搞到概率就想起姜德培——11点通知，2点报到——过了24年家里才知道我是搞原子弹的

洋拐杖没了，中国人只好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往前摸索。原子弹初期的研制工作大致确定了六个大环节，而理论设计就成为这六个环节的龙头，如果原子弹的研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设计就是龙头。这是邓稼先的话。九所当时的一个要紧举措，就是在彭桓武、邓稼先和周光召的领导下，继续原子弹理论及基本结构模型方面的研究。

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是1960年4月开始的。邓稼先领着几个年轻伙伴，在四台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上进行特征线法数值计算。二十多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差分网格取大了，没有体现出几何形状的特点，从中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些新问题出现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为此又进行了三次计算，即第二、三、四次计算。

傅樱说，用特征线方法进行一次物质运动全过程的数值计算，工作量是十分庞大的。以中等粗细的网格来说，从启爆到碰靶，全区要分成上千个网格，每个网格点要计算很多个参量，解很多个方程。其中有三分之一个点需要算两套参数，有些网格点还要进行多次迭代，除此之外，对每个网格点还要计算1至2个检验方程。为了保证计算正确，我们还采用两人对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好几万个数据。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这时，领导看到我们人手实在不够，就又从中子组临时抽调了三位同志支援。苦干了两个来月，三次计算所得结果十分接近，但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