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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重新规定医务界的道德标准——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成规，而是作为医务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

在现代医务界里，我们需要少来几个内外科的名医，多来一些有远见的、在社会问题上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

社会化医疗制意味着：

第一，保健事业成为像邮局、陆军、海军、司法机构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

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维持的。

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顾，它不按收入的多少而按需要来决定。慈善事业必须废止，而代之以公正。慈善事业败坏施舍者的品格，同时使接受的人堕落。

第四，它的工作人员由国家付给报酬，薪金和养老金都有保证。

第五，它的工作人员应享有民主的自治。

二十一

他的理想，虽然不久就在政府官员和各界领袖当中流传开来，却又碰上了因果关系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以前曾一再恶性循环似的从支撑点上把他的信念冲走。一天，有人问起他的计划怎么样了，他打开报纸，指着大标题：叛军飞机轰炸马德里。

所以都是一回事：医院里的孩子、医生兼艺术家的理想、正往下落的炸弹、冷心肠的政客、正在向全世界大声求援的西班牙城市。

二十二

他接见了一个不速之客——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派来的一个发言人。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多伦多。作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第一个行动，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所需的费用直接向加拿大人民募集。委员会一致认为，在全加拿大最合适的队长人选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如果他肯担任的话。

他的客人走了以后，他独自坐着沉思了很久。

他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严酷的问题。九年来他尽力想法要解决一个多少世纪以来使医学界感到棘手的问题：扑灭肺结核。他认为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但是那需要工作、说服、不停顿的宣传、不寻常的鼓动方法。他现在能把这一切都抛弃吗？

而且，他问自己，他个人的地位怎么办呢？假定他果真到西班牙去？他以后去哪儿？他已经四十六岁了，剩下可以做外科医生的年月并不太多。他三十九岁刚开始搞胸外科，而在那个年龄一般医生的事业已经大为可观了。这一切，也许他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的整个前途，都得扔在一边。他问自己，个人因素究竟在什么时候让位于更重大的问题？

更重大的问题却使他没有机会从个人因素的观点来考虑。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来自柏林的种族主义的宣传，“疯狂传播得太快了，”他会突然对朋友们嚷起来。“他们在德国、在日本、现在在西班牙都已经动手了，他们到处公开活动了。如果我们不趁着我们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他们将来就要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屠宰场。”

一天夜晚，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在窗前站了很久，望着下面的广场出神。然后他在书桌前面坐了下来，翻阅了他的书信文件，写了给上司的辞职信，立下了他的遗嘱。儿童美术学校在能够靠公众捐款维持以前，可以从他的银行存款里取钱用。弗朗西丝有代理委任权来处理他的一切财务。万一他去世了，他的全部财物都归她所有。

三个星期以后他动身前往西班牙。

二十三

眼看圣诞节就到了，马德里却仍是一片漆黑，实行着宵禁，受到用钢铁武装着的敌军的攻打。过一会儿，如果月亮穿出云层，也许轰炸机就会飞来，在天空中发出凶恶的咆哮。

敌人在下午四点准时开始了轰击。炮弹搜寻着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有规律地呼啸着落到街上。晚饭时候轰击又开始，延续了一个小时，那正是大街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的时候。马德里！负伤、流血、震荡、叛卖……

白求恩队长在一排伤亡人员中的第一个战士身旁跪了下去。“严重的休克，”队长轻轻地说，“我们就从他开始……”

“现在准备好了。”那是一个普通的瓶子，但是盛着一种宝贵的液体。血液！深色的，神秘的，流动的。血液——可输给任何人的血型，仍然像在活着的输血者的血管里一样又浓又粘，它能够起死回生，队长把温暖的血液——从一个无名的马德里人的热情的血管里来的——第一次输进了他脚下垂死的战士的出血过多的血管里。

那小伙子动了一下。他的牙齿不再打战了。他的头开始活动起来。他睁开了眼睛，露出了笑容。“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