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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下去，就可能一下子不知道能给对方长多少辈。好在上了五辈的家族很不多见，所以，在“太”字平方的基础上，基本上没有加上立方或者n次方的。照这么说来，“七太爷”应该是杜小宝父亲的正确叫法，可这个小宝也跟着父亲和大多数乡亲一样叫“七太爷”，而且还常常把那个“七”字省去。反正上下五辈关系太复杂，让一个小孩子家叫起来确实困难，就没有人认真地纠正过他。

我们马寨的“能人”元叔就专门论证过，辈分太高了，就失去了论辈分的实际意义，你想，祖祖辈辈的人都把上苍称呼为“老天爷”，没有人说这是乱了辈分的。等杜小宝长大后，听着孩子们也像他当年一样大讲“雷锋叔叔”的故事，忽然想起元叔的话，才突然醒悟，“七太爷”、“老天爷”和“雷锋叔叔”都不过是一种符号式的称呼，元叔当年的分析虽然浅显却很有道理。

七太爷的突然失踪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秋冬之交的一天。

这一天其实稀松平常。那个时候，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所有制的形式是公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基础的这个“队”指的是生产小队。我们马寨是一个大村子，成立了一个生产大队，下边设了八个生产小队。生产队是一种慢慢腾腾的社会机器，农活是常年干不完的。八队的“狼”叔经常“咬槽”说，当干部的都是他妈的想事虫，天天给你找活干，天天让你没饭吃，都是干部领一群社员熬时间，磨洋工，混工分。

这一天已经是青霜白露的天气，八队的社员照样起个大早，到地里干活。这天早上，全队社员都去了西岭沟一块大一点的棉花地，女人们不停地哈着冻得通红的手，采摘最后一茬半开不开的棉花。男人们用结满老膙的手，奋力地薅棉花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说着笑着，打着闹着，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腾茬子，清理成白地，可以播种小麦。都到了九点多了，太阳升得好高，社员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队长贵亭叔才让放工。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地里回来吃早饭。

小宝奶奶的拿手饭不过是蒸红薯、熬玉米糁和青辣椒调萝卜丝。这年月，家家户户都吃这样的饭食。当全家每个人都手捧着一大碗饭，在院子里吸吸溜溜地吃着、喝着的时候，小宝奶奶发现七太爷还没有回来，小宝爷爷就叫小宝去牛屋里喊七太爷回来吃饭。

小宝很不情愿地撅着嘴，一蹦一跳地跑到村西头的生产队里的牛屋院，没有到院子里就大喊：“太爷，太爷，快回家吃饭哩。”要在往常，七太爷一定眉开眼笑地从牛屋里走出来，颤巍巍地揽一下小宝，然后一老一少牵着手，迎着柔和慈祥的阳光，踏着山村坎坷不平的道路，回家里吃饭。这个情景，如果让北京的民俗学家或者画家们看到了，一定会抒发出不少感慨，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天伦之乐，或者挥毫泼墨，画一幅恬静优美的山乡风俗画。可是今天，等小宝推开了七太爷住的屋子，几犋耕牛打着响喷嚏，咕嘟咕嘟地倒沫（反刍），却没有看到七太爷的影子。小宝虽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只要跑到了这个屋里，就算已经完成了任务，回去给爷爷交了差。奶奶嘟囔着：“这老东西，还是这么不着调儿，到现在不回来吃饭，也不知死到哪里去了？”爷爷喝了奶奶一声：“哈，胡说些啥？给他留下点饭就行了。”

就这样，一家人都没有在意，吃罢早饭，听到队长贵亭叔敲了破牛车轱辘，这个吊在椿树上的简易的上工钟，都抄起农具，懒洋洋地上工去了，谁也没有继续追究七太爷究竟去了哪里。

中午，仍然没有见到七太爷回家吃饭，一家人就有些心慌。爷爷和爹爹都去了牛屋院，在七太爷睡觉的草池子里，乱蓬蓬的麦草上，一条破棉絮被褥还在，这老头只穿了一身衣服，带上他的红宝书包和烟袋走了。究竟去了哪里，小宝父亲问其他几个牛把，谁也说不清楚，爷爷就说：“哈，别管他，跑得饿了就回来了。”

虽然这事儿在马寨村里没有引起多大轰动和震动，但七太爷确实是突然失踪了。

常言说，孝子贤孙，隔代最亲；过了三代，谁也不爱。这个道理我们马寨人最有切身体会。这体会的来源就出在七太爷身上。

七太爷今年已经九十七岁了，不挑吃，不挑穿，腰板挺直，牙口也整齐，连眼睛也不怎么花，身体非常健壮。他属于“五保户”，可以单独过日子，但他自己没有起锅灶，五保的待遇全部给了杜小宝家。因为姓杜的就他们这几户人家，长杜小宝四辈的七太爷其实已经出了“五服”，他能够成为杜家一口人，完全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