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第2/4 页)

部剁掉，这样，耱条就显得笔直整齐。然后，他用麦秸秆拧成的绳索，将耱条捆扎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数量一样。然后，统一藏在窑洞深处。

附近有一个小镇，每逢阴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这天凌晨，根生伯和万灵伯就会来到我家集中，估摸时间到了，就和父亲一起去赶集。他们一人拉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装满了耱条。父亲的耱条上铺着麻袋，麻袋上睡着我。我的身下压着书包，书包里放着铅笔和本子。

他们卖耱条，都不会算账，而我会算账。

那时候，家中没有钟表，只能依靠公鸡报晓。家中养了一只来航鸡，很漂亮，它被当作钟表来用。根生伯和万灵伯家都没有养公鸡，所以，他们每次卖耱条的时候，都要在我家集中。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来得很早，就在屋子里的脚底抽烟，万灵伯抽旱烟，烟味很浓，根生伯和父亲抽用纸卷成的烟末，我们那里把这种烟叫“大炮烟”。我朦朦胧胧醒来了，听见母亲说：“鸡还没交头遍呢。”根生伯和万灵伯说：“让娃再睡，走的时候再叫娃。”

每次卖耱条的时候，我都会睡一路，那时候我很小，很贪睡。朦胧中听见父亲说：“睡好，要下坡了。”有时候，要上坡，父亲一个人拉不上去架子车，就说把我叫醒，让我下来。根生伯和万灵伯说：“叫娃睡，甭叫娃。”他们帮着父亲把架子车推上坡顶。

卖耱条的那个镇子距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一路都是沟坡。

镇子上卖耱条的人很少，很多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卖耱条。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没有人愿意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他们的耱条。那时候还是生产队，不敢过多要价，价格差不多了就卖。这一车耱条，也卖不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卖完耱条回家的时候对母亲说：“今天万灵卖好了，得了30元钱。”这三十元钱让父亲羡慕不已。很多的时候，父亲一次只能收入十几元二十元。就按照20元计算，一月三次赶集，收入60元。而这60元，还有一部分要给生产队上交。

卖了耱条，父亲他们舍不得买饭吃。记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父亲就走进公社食堂里，向厨师讨要人家一碗热面汤，把带来的冷馒头泡在里面，让我吃。而他们，则吃着带来的冷馍。那些馍，都是红薯面和玉米面做的，很少有麦面馍。

记忆中父亲只给我花过一次钱。有一次，我站在卖西瓜的摊子面前挪不开脚步，口水直流，父亲就给了老板五分钱，老板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递给我，我吃得特别香甜。

父亲是在以后家里生活好了才学会识字算账，那时候，他每天钻进山沟中找耱条，根本没有时间学文化。那时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买耱条，想买几捆，一捆多少钱，我就马上在书包里拿出铅笔本子，列出算式，进行计算。很多人都羡慕地说：“这娃这么小就会算账。”父亲就骄傲地说：“我娃不但会算账，还识字呢！”

那时候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是父亲的骄傲。

我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粮食都堆满了房屋，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在家中抽烟聊天。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扎耱条了。”根生伯说：“真没想到日子还有这一天。”

万灵伯只是抽烟，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是笑。

此后，他们再也不扎耱条了。

父亲他们三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三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谁家有事，另外两家都会鼎力帮助。多年的患难岁月，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根生伯家没有孩子，后来抱养了亲戚家一个女孩，女孩对根生伯夫妇非常孝顺。女孩长大成人后，招了一个来自南山的青年，书面语言叫入赘。这个青年对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万灵伯家是两个女孩，最后才有了一个男孩。万灵伯家的女儿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可是学习一直很差，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她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小时候，我听到父母私下里商量，想把妮子介绍给我，让我们定娃娃亲。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小就“有媳妇”，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去解放台湾，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看受难的人民。我记得那时候村口的土墙上写着这样一副标语：“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而我从小就有远大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要媳妇”？

而现在，父亲走了，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们三个人都是癌症，都没有活过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