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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77级，是《世界博览》的开创者，有丰富的国际编辑经验，她主编的杂志为我提供了学习写作的场地。最近一本书《一个人的远行》的主编江林，也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她们都自谦她们上过的新闻专业不好玩儿，我的胡言乱语好玩儿，不同于国家通讯社的“新华体”。我本来就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根本达不到新华社文字记者的专业水平。我所说、所写不过是我照片说明的延伸，是“鸭眼”看世界。

《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这么认为：鸭子干出许多惊世骇俗的壮举得益于他的眼睛和嘴。倒不是因为这两个“零件”长得好，而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与众不同。鸭子眼球的轴突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别的动物看到的什么都比自己大，所以第一反应通常是恐惧。而鸭子正相反，看什么都比自己小，故总是勇往直前，所以高速公路上总是轧死鸭子，轧不着鸡。她说：“不是鸭子比别人勇敢，而是他眼睛有毛病。”至于鸭子的嘴，之所以怎么整治都不烂，是因为材料特殊，耐得高温也忍得高压，全身都零落成泥，至少还有铲子般的大嘴。

新闻时代的旧事（7）

我猜多年前她说的鸭眼、鸭嘴，就是我今天发明的“语像”。今天我在这里解读“语像”，觉得有特殊的意义。

我在中东海湾战争炮火下过30岁生日

1983—1987年，我在这里当了四年正规老师。1979年到198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扩充为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进步最大的一所学校。伴随着中国的法制建设，政法大学一直以最低成本创造最高价值，在重大历史关头，审时度势，你们一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1983年我扛着自行车，钻过漏了大洞的铁丝网，从北大来政法报到。我们的马列教研室就在简易木板房里。那时候这片楼归几个单位共有，其中响动最大的得算北京歌舞团了，崔健他们每天早晨在这儿练吹号。以后学校使用手段把他们一家家地赶了出去，还到昌平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这里毕业的学生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深入浅出，毛发无损。北京大学最高学府式的骄傲与社会潮流难以适应，我最初的碰壁和融入社会就是政法大学教我的。我以摄影干预社会，也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1986年，在正式调入新华社以前，我一年见报的照片已经有80多张，都是我在政法当老师的副产品。

进入新华社后，我每天发稿，到1989年，一年千张以上，这是“数量”；一个月三次上《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是党报，这是“质量”。当时“电视时代”还没到来，新华社绝对是传媒界的“实际老大”，而不是今天的“名义老大”。至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我党宣传序列里属于正部级编制，此外还有衰落的《解放军报》和更衰落的《红旗》杂志，一个是枪，一个是党。中央电视台至今大概仅相当“副部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1989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电视登上历史舞台的转折点。我在电视时代来临前的最后一刻，从天安门广场飞往巴格达。

1990年8月2日，我在可可西里听到“###”说“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立即用“小八一”电台发报，经格尔木地震局、新华社青海分社向北京请战。我认为中东肯定要打一场大仗，开战应在不太热的时候。我要当打大仗的唯一记者。

我们现在研究问题，总习惯寻找伟大的历史原因。其实很多扭转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都极具人性魅力，或者说都是极具自然属性的自然之举，是自然规律，而不是人为决策。

1990年12月，新华社摄影记者队列中共有182人。我年轻、不怕死，无妻子家小，连女朋友都没有。通过考试、考核，我作为唯一“上帝的选民”—代表12亿中国人民潜往巴格达。海湾打仗，我不是自己去的，是中国政府选派去的，我是真正的十二亿分之一。

那时摄影记者能用英语工作的凤毛麟角，我毕业于英国人办的汤姆森培训中心，并多年做向外国记者推销照片的传真编辑，与美联社、路透社关系密切，被领导看做李鸿章式的“洋务大臣”。我能吃苦，从天安门到可可西里，传真发稿无人匹敌。我还受过国际政治训练，从北大国政系四年学生到中国政法大学四年老师。之所以派我一个人去，是当时还拿不稳战争是否爆发。国家改革开放不久，对国际规则不了解。全国普遍沉浸在冷战思维里面，与美帝为敌，却不知道美帝的强大，认为美国不敢发动战争。

海湾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