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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间不足四十平的小房子里，看电视、写作、唱歌……做自己想做的事，只是，有时也会寂寞，会不甘心地站在窗口，俯瞰外面的世界。

这世界人那么多，来来往往，却还是会感到寂寞，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然后，我们撑着学校二楼走廊上的栏杆，努力将身体探出去，如果有风，如果地面上有人恰好仰起头，那么他会看见两张忧郁的男生的脸。

“我数学测试打了二十四分……然后，班主任找我谈话了。”

你伸手拍了一下我的脑袋，像是开玩笑似的说：“他又跟你‘念经’了？”

“这狗日的高考！”我转过身，倒仰在栏杆上，在不至于惨烈地摔到楼下的可允许范围内尽可能探出更多的身体，而目光则把我全部的烦恼都推向了又高又远的天空。你特别配合我忧伤的情绪，噼里啪啦地拍着铁栏杆叫嚣：“这日子活得可真窝囊啊！”

03

能写完《青耳》我很高兴，它是一个礼物，写给你，以及我们的十七岁。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写不完这个小说了。身体越来越差，我无法坚持正常的案头工作和写作。在我邋遢的小房间里，我摆出各种姿势抱着笔记本来写东西，最夸张的是，我仰面朝天地躺在地板上，把笔记本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因为这样我就不必弓着我受伤的腰了。可即使是这样，我背上被拉伤的肌肉还是不可阻止地“异军突起”（是左侧肿起来了）。我去了几家医院看医生，他们都弄不清楚我到底怎么了：做彩超与CT，给骨头拍片以及尿和血液的检查……你知道我像个木偶一样按部就班地做着这些的时候，内心存有多大的恐惧。我手里拿着病历等着划价交款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悲天抢地的号啕大哭，同时还在不停地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做错了什么事叫我患上这种绝症！”人们来来往往，没有人关注她的悲伤。在询问台前，一个手里拿着CT片的男人语气冰冷地说：“你别哭啦！”她还是哭，于是男人走过来，拉起她的手。

我总是善于把各种悲伤的事想象到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有一天，我像那个女人一样倒霉，谁会拉起我的手呢。而在面对巨大悲伤的同时，能放声大哭也是一种幸福呢。这是你说过的。你还记得吗？我们十七岁的时候，暮色降临，我因为什么事蹲在操场上哭起来——那还是我高中时代唯一一次逃课呢，我不敢看不远处教学楼里一片明亮的灯火，你从容地站在我的对面，迫于黑暗，只能看到你模糊的轮廓。而你漫不经心的声音像是被雨水过滤过一般忧伤而无情：“你小子还挺能哭啊！不过，能哭，能流出眼泪也是一种幸福呢！”那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说，只觉得你的话里到处是刺，像是对我的悲伤的冷嘲热讽，我不允许你这样践踏我的尊严，所以冲过去和你打架。后来当我们衣衫破烂一前一后地回到班级时，所有人以为我们反目成仇了呢。只是他们不知道在教室门口我们俩还勾肩搭背的嘻嘻哈哈。

打架，只是为了发泄我们对高三的不满。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寡淡的人。除了你，交不到任何知心朋友。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话越来越少了，少得常常会在二十四个小时一个人藏在房间里甚至要拉上窗帘避免见到阳光，即使在面对巨大而沉重的难过的时刻，我也是紧抿嘴唇，不让自己掉下眼泪来。

你说你哭啊，你怎么不哭呢？你说最可怕的莫过于面临强大的悲伤而不说话不落泪。你这么对我说的时候是在高二下学期，我的突然失聪和失语让你泣不成声。然后，你带着我去医院，就像是一个大人一样领着我在充斥着来苏水味道的医院走廊里走来走去。而第二天诊断结果出来时，因病情的严重和不能确定，医生不肯直接和病人讲，是你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大义凛然地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而我在忐忑恐惧的同时终于坐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掩面而泣。

离开青耳去哈尔滨看病的前一天，你带我去天桥上找算卦先生。你说这个很灵的，上次在他那里给远在南方的父亲算卦，结果灵通得很，他一咬牙就战胜了脑血栓，而没有去向马克思报到。一路上我很紧张，手心里全是汗，而且不停地想上厕所。在天桥上，算卦先生的眼睛睁睁合合，像是头天晚上没睡好觉一样，他算出来的结果使我们俩目瞪口呆，他说我会得很大很大的病，甚至不可治愈。你像头小豹子一样想揍他。就这样，我们的位置来了一个对调，回来的时候你悲伤得哭起来，而我则不停地安慰你。

幸好，排除了脑癌之后，我几乎雀跃着挂长途电话给你。

“锦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