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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

祝福我的父亲母亲

——《梅次故事》序（书出版时因故未用）

《国画》出版以后，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本可将“经历”二字改作“遭遇”的，却怕招致无聊的议论。我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做人做事还是平和些吧。

正月初三，我上南岳衡山朝圣，佛前长跪，心念明净。佛我是无所谓信无所谓不信的，

总以为拜佛就是拜自己的灵魂。佛祖恕我！尔后我云游昆明、建水、大理、丽江，念念不忘洗心革面，超度新我。再尔后，我就消失了，同这个世界断绝了联系。在南方某市的某个偏僻角落，我租了一间三楼的民居，埋头写这部小说。

这时，小说才写了一半。写得很艰难，常常放下来就是几个月不去理会。内心太不宁静了。躲了起来，同我为伍的就只有小说中的人物。什么都不去想，只是写作，我就气定神闲。此前万念，与我皆若浮云。不停地写，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我都写了些什么？多说就没有意思了。作家于小说之外，本不该说太多话的。

房间没有暖气，冷得刺骨。本来有家宾馆的老总要给我个房间做工作室的，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那里也不是个可以让我匿身的地方。我只好端着华硕手提电脑，坐在被窝里写作。床松松垮垮的，老吱吱地响。也许房东会奇怪我日夜躲在屋里，足不出户。这时候，扫黑风暴席卷全国，他们是否怀疑我是个在逃的黑老大呢？见我到底还算面目慈善，才没有去报案吧。我将手机关了，可传呼机总在我的腰间震动。是那些惦记着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回电话，请求他们宽恕我！

初稿完成了，我突然很想念老父老母了。在北京改稿近一个月，我便把父母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