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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大院里走来走去，也天天碰见别人在那里来来往往，他们也天天同我握手寒喧。可我老觉得他们同我隔着层厚厚的玻璃。玻璃有着极强的隔音效果，望着他们汲汲仕途，一路呼啸，我会突然失聪，听不到任何声音。玻璃罩里面上演的就是好玩的哑剧了。

我的那间办公室很阴暗，地板踩着老吱吱响。没事在里面踱步，也没情致，极让人烦的。只好成天枯坐，抿着茶，目光茫然地翻着报纸。倒是写作的时候，电脑不经意会闹出些小幽默，很有味道。比方“依法”二字连着打，打出的竟是“贪污”。“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我怀疑是软件设计者的恶作剧，太有意思了。别人眼里的大事我越来越漠不关心，倒是这些小事儿给我增添了很多乐趣。

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有些东西就进入了我的小说。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着基本的真实。

幽默的代价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莆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在阿Q面前连月亮

都不能说的。但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1957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对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反党。毛泽东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的光辉教导变了，说县委就是县委，省委就是省委，中央就是中央，反对一级县委或省委，不是反党。于是除了他本人，谁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祖国江山一片红；于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都是后话，要紧的是按照他老人家1957年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自然就是攻击党。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生命运逆转了。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中国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完全像中国作家写的小说了。中国同捷克山隔千重，水隔百渡，发生的故事竟如此相似。记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头有句很文学的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这幽灵二字在这篇惊世雄文中自然不是贬义的，但也许马克思播出了龙种而收获了跳蚤之后，幽灵二字在当年中国或捷克不但贬义而且恐怖了。环宇之内，同一种幽灵笼罩下的土地，无一处能幸免于难。

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1957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开始与时俱进。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

不过，也未必尽然。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而现在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个顺口溜说朋友的标准是：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常识性困惑

终于逃离官场，可以过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写作生活了。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自在还需自寻心境。有道是“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幸好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宿将，只是在官场迷迷糊糊地走了一遭，仍有许多懵懂之处，拿来说说，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