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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著大学士等妥议具奏。＇17＇所谓“既知初意之失”，已与“罪己诏”相去不远，跟着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其时，几乎接到一个败报，即有一个新的决定出台。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等议复：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石，较之乾隆年间定额四千八百万石，计减一千四百余万石。＇18＇

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严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谕：

朕恭阅皇考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见批示原任浙江巡抚黄叔琳缓征一折，备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誉，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隐微。仰见皇考聪明睿智洞达治体，朕远不能希踪万一。

迩年来各省督抚，凡有奏请缓带旧欠钱粮，朕必降旨俞允……督抚身任地方，固当爱养斯民，亦宜兼筹国计。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属拮据，自应据实陈奏。不然，则违道干誉之积习，与顽户猾胥之浇风，亦当深戒而切禁之，毋谓殊恩之可以滥邀也。

乾隆十七年，谕：

所有存贮实数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资买补。其动帑委员采买之处，似可概行停止。＇19＇

随后，米价也随之下降并趋于平稳。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虚夸、好名之一面，日后曾于《御批纲鉴》（卷40）中写道：

常平亦不过救什伯于千万耳，曾力行之，终无实效……利不什不变法，废之而其怨者将益众，毋宁仍旧贯而不为其已甚，斯可耳。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谕：

事当据理据实，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

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就这样中止了。它前后贯穿了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