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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权利，所以不能据以创立任何其他权利；在征服者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关系上，除非被征服民族完全恢复了自由，自愿选择它的征服者作自己的首领，他们二者便永远处于战争状态。在此以前，无论订立了什么样的投降条约，这些条约既然仅以暴力为基础，这一事实本身就注定了这条约是无效的。

所以在这种假定上，既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也不可能有政治组织，除强者的权力外，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法律②。

（二）在第二种情形下，强和。

弱这两个字的意义是暧昧不明的，在所有权或先占者的权利。

的设定与政治统治的建立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两个字的意义倒不如用贫和富两个字来表达更为恰当。因为，实际上，在。。

有法律以前，一个人要想使他的同类服从，除了袭击他们的财产，或者把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们一部分以外，是没有任何

①卢梭也和所有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一样，是极力反对战争的。

②对于征服权的这一光辉的批评，是对承认征服权的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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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法的。

（三）因为穷人除了他们的自由而外，没有什么可以失掉的东西，除非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绝不会毫无代价地自愿抛弃他们所仅存的唯一所有物。相反地，可以说富人对自己财产的每一部分都是敏感的，要使富人受损害，那是极其容易的事；因此，富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必须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总之，我们认为一种制度，与其说是对他有害的人所发明的，不如说是对他有利的人所发明的，这才是比较合理的。

新产生的统治机构毫无固定的和正规的形式。哲学和经验的缺乏，使人只能觉察到目前的不便；至于其他的不便，人们只在它们出现的时候，才会想到加以纠正。尽管有最贤明的立法者尽了一切努力，政治状态总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几乎是一种偶然的产物。而且因为它开始就不健全，时间虽能使人发现它的缺点而提出一些挽救方法，但却永远不能补救组织本身的缺陷。人们只是继续不断地加以改善，其实他们应当象来喀古士在斯巴达所作的那样，首先扫清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以便从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厦①。

社会起初不过是由一些一般公约组织起来的；所有成员对这些公约都约定遵守，并由共同体对每一个成员负保证之责。只有经验证明了这样一个组织是多么脆弱，以及违犯公约的人又多么

①卢梭思想上的革命倾向在这里表露了出来。依他看来，一切改良，都只是应当予以谴责的一种妥协。应该先破坏一切，然后在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切。卢梭在政治方面的大胆，是和笛卡儿在哲学方面的大胆完全相同的。但是他的乌托邦理想也同时在这里透露出来，因为他不是要求人民而是要求一个贤明的立法者来清扫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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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逃避所犯过错的认定和惩罚——因为他的过错只有公众才能作证和加以裁判——的时候；只有人们千方百计地逃避法律的时候；只有不便和混乱继续不断地增多的时候，人们才终于想到把公共权力冒险地委托给私人，才把执行人民决议的任务委托给官吏。因为如果说人们在结盟以前，就已经选出了首领，如果说在有法律以前就已经有了法律执行者，这乃是一种无须认真加以辩驳的假设①。

然而，如果认为人民一开始就会无条件地、永远地投入一个专制主人的怀抱，认为无所畏惧的和未经驯服的人们所想到的第一个维护公共安全的方法就是投身于奴隶制，那也是不大合理的②。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防止受压迫，不是为了保护可以说构成他们生存要素的财产、自由和生命，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找出一个统治者呢③？

而且，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一个人所能遭到的最大不幸，就是看到自己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支配，如果一个人为了保存他仅有的这些东西才需要首领的援助，他却一开始就自愿地放弃了这些仅有的东西而把它们交给一个首领，这岂不是违背常识吗？对于如此宝贵的权利的让与，首领能给他们以什么相等的代价呢？如果他

①如果承认卢梭这一唯心主义的前提：“政治社会是根据契约建立起来的”

，则这段话是无可非议的。

但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法律既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没有执行法律的国家权力，任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