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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改变,体现这些关系的思想也在改变。表现那些已经不再存在的关系的思想,不能不是过时的。然而就是过时的思想,按其意义说,并不都是一样的。
其中也有重大的思想、普通的思想和渺小的思想;有深刻的思想、平庸的思想和完全肤浅的思想。此外也有这样一些思想,这些思想甚至在当时就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刚产生出来就过时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即使我们发现过去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特定作家的思想是过时的,我们还不能据此确定这思想的相对重要性。
为了给这些思想以正确的评价,我们必须弄清楚,使我们发生兴趣的那个作家的对他的时代来说已经过时的思想究竟是。。。。
什么。那时也许会发现,这些思想在当时不但是新鲜的,而且也是很深刻的,甚至简直是天才的。
那时我们就应该承认,说出这些思想的人是天才的,甚至根本不顾及他的文体。在文学作品中,文体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作家说出了天才的思想,纵然用的是不很好的文体,也还得承认他是天才的。卢梭的情况正是这样。不用说,他叙述自己的思想时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华,这使得对他抱有成见的读者感到惊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征服了他们。这当然是很大的优点。但是即便根本没有这个优点,即便卢梭的论文和书籍叙述得根本不出色,只要其中表现的思想是卓越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不得不回答“这些思想对自己的时代来说是天才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纵令卢梭的叙述没有才华,他仍不失为一个天才的作家。
这里应当再补充一点。在分析任何理论著作时,——而我们在此地正是讨论卢梭的理论著作,——只考虑其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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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和叙述这些思想的方式是不够的。在这里,还绝对必需考虑某个第三种东西,这就是研究的方法。方法,这是用。。。。。
来发现真理的工具。它所以重要,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利用它可以做出一些结论,正象在物质生产领域内,工具之所以重要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于利用工具可以得到一些必需的物品。而且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特定工具带来的利益,是由实际使用工具而能获得的那些物品的总和决定的,并不是由单独拿出的其中任何一种物品决定的。同样,在精神劳动领域内,特定方法的优点也取决于应用此种方法的研究者得出的所有那些正确结论的总和,并非取决于其中任何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作家特别有力地显示出自己的天才,恰恰是在他得出错误结论的时候。
这种情况,例如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就可以找到。当别林斯基在一篇关于波罗丁周年纪念的论文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的时候,他就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家。这类事情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正象射手即便使用很好的枪,也并非永远都命中目的。然而,如果用很好的枪射击可能失误,而用弓射击却很可能命中目的,那么由此完全不应该得出结论说,用任何东西射击:用完善的枪或者用太古的弓,都是一样的。和弓比较起来,枪毕竟利害得多。同样的道理:虽然掌握更现代的研究真理的方法可能犯错误,而利用比较落后的方法却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但这还是完全证明不了方法的意义很小。
和比较落后的方法相比,更现代的方法毕竟更有成效些。如果发现更现代的方法的作家本人,并非始终都善于无误地实际运用此种方法,那么这还是不会取消发现这方法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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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继他而起的人们,不但会依据他的新方法改正他的失误,而且一般说来,他们对科学作出的成绩会比他们过去利用成效较少的旧方法所作出的成绩大得多。因此,发现更完善的方法的人,其功绩终究是很伟大的,尽管他有个别错误。因此我才说,分析理论著作时,只评价其中包含的思想和叙述这些思想方式是不够的,还应当考虑到作者用来得出自己思想的那个方法。方法的正确可以绰绰有余地补偿个别结论的错误以及叙述的平淡无味。
至于卢梭,则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他的光辉的叙述才能决没有引起任何争论。长篇大论地来谈论这一点是完全无益的。而卢梭借以得出自己的那些虽然现已过时的思想的方法,却不是这样。对于这个方法,过去和现在都很少谈到,——几乎完全没有谈。而它却值得给以最大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