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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在日本与海外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受审的人多少是替罪羊。许多可能被视为有过失的人从未被绳之以法。免于受审的人之中有七三一部队人员，他们曾对非军人与战俘进行了许多次生化战争实验。美国人为了获得这些实验的科学资料，答应七三一部队人员不把他们绳之以法，并绝口不谈有关七三一部队的事，因为美国的伦理与法律禁止美国人从事生化战实验。

最引人争议的免予起诉案件是裕仁。这甚至使大多数日本人为难，不管他们因裕仁免于被起诉而多么如释重负。当然在美国、澳大利亚与其他盟国，有许多人认为裕仁应该受审，期待他被判定有罪并处以绞刑。

1945年6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77％的美国人要裕仁受严厉惩罚，而同年9月18日，参议院提出一项共同决议案，宣布裕仁应以战犯身份受审。其他盟国的许多领导人物，诸如新西兰总理以及澳大利亚、苏联、荷兰、中国领导人，也都认为裕仁应该受审。

美国政府对裕仁的立场基本上是谨慎处理。美国并不真正想废除天皇制，因为天皇制在维持全国团结、维持全国士气以及使占领政策合法化方面都扮演着有用的角色。国务院的日本事务专家不是不知道，对于日本人来说权力的行使必须被高等权威予以合法化才可以被接受。没有这样的合法化，混乱可能随之而来，让共产主义有机可乘。此外，有天皇在的话，国家行政机关较容易维持运作。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跟占领熟悉的宿敌德国不同（占领德国的工作远非建设性的，而且是更为破坏性的），在日本的占领军之中很少人有知识或信心去建立适合这些外国人的另一套行政机制。像休·波顿这样的日本事务专家在日本很少。

但关于裕仁本人，在政府圈内同情较少。许多人乐于看见裕仁被除去，以审判处死或逊位由新天皇继任。那可能甚至会使新的开端较容易些。毕竟，新时代传统上都有新天皇。许多日本人甚至认为裕仁至少应该逊位。

认为裕仁应该立即或在占领的早期阶段逊位的同时代人物包括，战前的最后一任首相近卫文麿亲王、战后首任首相东久迩稔彦亲王。赞成如此观点的后来的人物包括小说家三岛由纪夫与小说家兼政治人物的石原慎太郎——两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裕仁的伟大救星是麦克阿瑟。他们在9月底私下见面，而裕仁在麦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之间似乎彼此有强烈好感，尤其，他们都厌恶共产主义。麦帅感觉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将是防范混乱与共产主义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麦帅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感觉裕仁不必亲自为任何过失负责。这可能是对事件的宽大解释，或许是故意这样做。

人们对于裕仁的战争责任有极大争议。如同“珍珠港事件”一样，这是一个不应过度简化的问题。相关作品从批判性的至支持性的均有。现在许多论者抱持类似　Steven　Large的观点，基本上是平衡但谨慎地同情的立场，认为裕仁是一个软弱的人，陷于他无法处理的太过强大的形势之中。他未能阻止他人犯罪，犯了不作为罪，不是作为罪。另一方面，Herbert　Bix　的著作尤其提示一个较不同情的观点可能较适当。他特别列举裕仁积极参与事务的例子，诸如战略军事规划、促使在瓜达卡纳尔战役中部署空中军事力量。

第一节　美国梦想的新日本（4）

但在1946年1月致联席参谋长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中，麦帅强烈呼吁保留无辜的裕仁，他警告说，假如不如此，对于占领计划将会有可怕的后果。他的意见被接受了。裕仁幸存了。他不仅免于受审及可能的处死，由于麦帅的努力，他甚至设法免于必须逊位。

这可能是麦帅想要的，但许多人因为这个令人不快的遗留问题而感到怀疑。这种不信任持续至今，尤其在曾于日本统治下受苦的亚洲国家之间，也存在于有进步意识的日本人之间。

裕仁可能保住其生命了，但他无法避免角色与形象的改变。他必须变成人民的象征，以情感的形式获得人民的接受与尊敬，而非对一位活神的愚蠢敬畏。根据华盛顿政策与麦帅本身对天皇是神的危险性认知，裕仁将被视为仅仅是凡人（这一政策似乎是早在1944年5月由休·波顿提出的，认为不应支持裕仁的神格）。这将大大减少在《教育敕语》与《国体之本义》之中所见的天皇制教化复活的危险性。就此意义来说，他的地位的改变是对抗任何军国主义复活可能性的进一步措施。依据相关措施，国家神道将被废除。当局将宣布神道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