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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扩展也意味着人们住的地方可以和工作的地方分开，这是意义重大的。就是说，乘车通勤（在这方面日本有坏名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仅仅二三十年内高峰时刻的通勤交通已经成为问题。《二六新报》1910年3月23日号的一篇报道抱怨说：“通常前几站的乘客能设法上车，但其他站的乘客没机会，除非他们像疯子那般硬挤上车。”而如同今日日本，有些男乘客趁车厢内乘客拥挤吃女乘客的豆腐。例如，见田山花袋1907年的短篇小说《窥视女孩的人》。性骚扰在今日日本是严重问题，通勤女子有90％以上在某个时候受过骚扰。

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2）

在较不明显的层次，思想类型也在改变。借着译本与阅读英文及其他语言能力的增加，一批西方小说家、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涌入日本，从歌德至达尔文至卢梭。各式各样彼此矛盾与对立的思想——在当时人们并不这么看——开始涌进日本。

当时的日本文学显得特别的混乱，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分不清，功利主义与逃避主义分不清。但它也显示出西方事物的权威，就像是维新的领导人士需要天皇的权威来合法化其行为，许多作家也寻求西方人物的权威来增加其思想的分量或为他们自己辩护。甚至当代的小说也常常提到这个或那个西方作家或思想家，不光那些积极提倡这种或那种西方模式的作家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模式也被用来描写那些无法适应西化过程的日本人的挫折与失败。俄罗斯文学的“多余的人”（superfluous　man）的概念，对那些感觉困惑且跟不上变革步伐的日本人特别有吸引力。

出自屠格涅夫的《罗亭》或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用现代流行术语来说，“多余的人”（superfluous　man）很类似查理·布朗的人物。以当代日本文学来说，见二叶亭四迷（1864～1909）写的小说《浮云》的主角。

在日本“多余的人”意指成王败寇的残酷世界中的失败者，这一世界中，人们突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获致成功或失败。德川时代严格规定的正统主义至少意味着，人们有固定的地位，且被告知如何思考与行动。那样的安全感现在消失了，自由成为一把双刃剑。

一点儿也不意外，“适者生存”与“自助”的相关观念很流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1859年所发表有关“天助自助”的《自助》一书，在1871年被译成日文并成为畅销书，这是最早被译成日文的英文作品之一。

自助哲学完全呼应明治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与西化提倡者之一福泽谕吉（1835～1901）的心境。

福泽数度跟随官方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他跟西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某时期所有有关西方的书，不管作者是谁，都被人们称为“福泽本”。远在1858年当时他才20岁出头，他创办一所学校提倡其观点，这所新学校就是后来的庆应大学。在其早年，他倡导人权，但后来他开始以较具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方式应用其自助观点，倡导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他逐渐变成反西方。从1881年起，他也因提倡“脱亚论”而闻名。

他在1872年发表的《劝学》一书中指出：

贵与贱、富与贫的地位差别不是天生的。只有勤勉向学、精通某技艺或学问的人，才成为富与贵，反之则成为贫与贱。

达尔文的进化与自然淘汰的理论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很流行，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很流行。这从那位造“适者生存”一词的英国哲学家贺伯特·史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吸引力可以看出（“适者生存”这句话常被误为达尔文本人说的。丸善书店在1902年“就什么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针对78位著名日本人所作的调查显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得23票，史宾塞哲学得15票）。

史宾塞受到如此的敬重，以至于明治政府中期的最高阶层私下就日本应采取什么政策征求其意见。他在1892年8月26日发出的回函，依据其要求直至他死前不予公开，因为他担心这封信函会让他的国人为难（1904年1月18日，即史宾塞去世一个月后，《泰晤士报》最先刊登了这封信。正如他所预测的，这封信函引发了读者的震怒）。他提出忠告说“日本应该采取与美国及欧洲国家保持距离的政策”。应该禁止外国人拥有地产与限制外国商业权利，而日本种族不应与外国人通婚以保持纯种。总之，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