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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你是市发改委主任，对各县市区的状况肯定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你就说说你对这个秦城市总的看法吧。

黄一民见是市长发话了，便接着说道，现在这个市经济发展在我市排列为中等偏上，但是近些年房地产开发势头非常之旺，这是因为这个市原来工业基础差，财政困难，没有别的出路，大家凭着各种关系，把人纷纷塞进行政事业单位，经过历届市委、政府的运作，行政事业编制人员已经庞大到不能承受之重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加上每一任领导总要提拔一批自己的人，所以现在也是官满为患，冗员冗官特别突出严重，这些现象在经济发达的县市也有，但是由于人家财政上支出有能力，就不成为主要矛盾。而秦城市就不行，由于养人太多，财税收入不够发工资，过去多靠省里专项资金补助，或“财政转移支付”。这几年他们占着人均土地面积大，城关土地资源丰富，就从房地产开发土地有偿批租开始，“竞投地价”，把原来每平方米一百多元的地价，涨到现在每平方米两三千元，房价也从原来的每平方米几百元猛涨到四五千元，可是目前房价还是止不住，要冲破“一把掌”（即超过5000元）。因为秦城人很多都跑到上海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人家在上海外面看到房价每平方米都上一两万、甚至两三万了，回到家乡后尽管被人叫做“天价”的每平米四五千元，还是像拣了个大便宜似的拼命抢购，所以房价才这么疯涨。这样，现在这个县级市财政收入猛地年增加了一两个亿，日子自然就好过起来了。

赵强又问，这个市的传统经济是什么，地理情况从你发改委的眼光看有什么特点，历史上有过什么变迁？

黄一民是“老计委”的人，对这些资料烂熟于胸，他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说：秦城全市面积3672平方公里，“八山半水分半田”，总人口45万。也就是说这里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是山地，溪河湖塘面积只有百分之五，而稻田面积是百分之十五，历史上的经济一贯是一靠粮食，二靠木材、毛竹，三靠土特产。共和国建立后，全国性的58年大炼钢铁破坏了一次森林，群众记忆犹新；60年代初“开发万宝山”全民性的种茶种果失败一次，开始挫伤了群众积极性；后来则是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李书记来了造林，张书记来了种茶，王书记来了又栽果，如此反复多次，无穷尽地折腾，群众一听换书记就揪心；再就是70年代末那次全民大种油茶，全县面积达几十万亩，由于当时是“大呼隆”，单纯任务观点，做表面文章，攀比进度和数量，种植质量差，种完拉倒，没有人再去管理，自然又是一次大失败；其间，各公社“农业学大寨”时也不同程度地折腾了好一阵子，其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了。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山权林权改革，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地方领导急功近利思想严重，放任自流地办起了不少“小料加工厂”，虽有蝇头小利，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还是不可忽视的……

我的汇报完了。

赵强感叹道，咳，70年代末那次大种油茶那次，如果能够种得好，管得好，坚持不懈，种不好的后来再补植，那现在秦城市就是全国最大的油茶生产基地的县级市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

李郁芳插言道，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因为我们的干部政绩观历来就有问题啊，想想看，前面书记的主意种了油茶，后面的书记如果坚持下去，那成绩算谁的呀？人家后面的书记才不干呢，这跟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和考察干部政绩方面的弊端有关。

孙雨用哲学的观点总结道，这叫存在决定意识，什么样的干部政绩观，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动向。

曹荣也不甘落后地插言道，是啊，现在要是把考核干部的政绩GDP不放在首位，而是把解决民生问题、生态问题、社会发展问题、老百姓得实惠等摆在前面，放手让下面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而不是从上到下统一布置统一行动，那情况又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赵强禁不住地叹道，是啊。他又指了指金晨，说，金晨你对秦城市的房地产开发情况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金晨接着说道，大体情况他们都说了，我就补充一点，这个市里这几年通过卖地，不但财政好过了，领导的政绩也大大突出了，GDP增长速度年年都是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上升，当然这里面也还有水分；城市里因为造了很多“水泥森林”，当然也相应配套了一些城市基础设施，虽然在表面上给人感觉到城市化程度不错，可是深入了解调查一下，却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老百姓根本不满意，群众见房价涨了这么高，都说是“政府吃断子孙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