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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须制轨精而价贵者？即酌议复。两江。语。”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896年2月14日），杨又发电：

“节喜遥贺。赐费感谢。甘处遵送五十金，丁馆询石再禀。现议汇丰借款，八九扣，六厘五费，太吃亏，不日定局。芸子前订奥款，可否电闻，或有补救。钝。萧。”

第34节，

这一封电报主要是贺节，并报告交办之事。“赐费感谢”一语，很可能即是对杨悦前电即“帅赐三百金，由百川电汇，系作春季用”的回复。（参见前节）

除了以上这些电报之外，“张之洞档案”中还羼入了李景铭所收藏的《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一册。该折册中所粘贴的第5件，共有三纸，无抬头，无署名，也无日期，旁有签条“此三纸系杨锐号叔峤所写”。此是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

该信由杨锐自分段落，中有缺页，以下照录其内容：

“前数日，旨赏内监扶掖入内三人，恭邸、高阳及合肥也。高阳公素荷慈知，上眷亦好，与邸尤浃洽。此近事之可喜者。闻其每晨入内时，饮烧酒一、二盏。初到直庐，论事最劲直，同列相戒勿与争。迨面奏下，则和易近人，可以商榷矣。内珰辈呼为戆李。然举朝均谅其。无他，不施机械，不似虞山之动辄荆棘也。

合肥去后，商约交张荫桓办。言路诸臣深虑其不妥，然无敢论之者，以近日传言慈意将召济宁复出，为订商约故也。此事果有，必合肥与李连英所为。渠日盼翻朝局，其党昌言谤及圣躬，有望之不似人君语。真可发指。

王文韶复奏盛宣怀事，洗刷净尽，且痛加赏誉，谓商、电各局非伊（下有缺页）。

去，亦怨之次骨，而合肥、济宁又内通珰寺，日谋所以撼之，宜其重干佛怒也。不特退出讲幄，此后尚恐别有风波。虞山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误。可畏哉。

十二日，佛驾幸颐和园。上十五往请安，十七始回。缘十六日赏内外大臣在湖听戏故也。（十七日再赏饭，并派恩佑带领诸臣遍游颐和园）近来两宫礼意甚洽。五日一请安，必晨出晚回，侍膳，听戏，然折奏往往有积压数日不批者，渐不如去年听政之勤也。恭邸于十二日即随往湖，每日赏戏及看烟火，廿后始得归。其所住之园，佛派人先为供张，为立两庖，服物器具，皆须先过目，然后赏用，以黄龙袱罩之。恭邸先有病，在假中，其子瀛贝勒苦劝无出，并求荣禄力阻。恭邸告之曰：佛为我安置如此，虽欲不出，其可得乎？其去也，携花炮值二万金者以往。故近来诸事禀承佛意，无异于醇邸在时也。

合肥使俄，系出慈命。邵友濂不愿往。公电到，恭邸曰：不知皇上敢向太后说否？高阳曰：有何不敢说？不说，如何办法？胡侍御景桂、丁编修立钧折，请饬勿带李经方、罗丰禄、马建忠数人。其日有旨赏李经述三品衔，随侍其父前往，盖为沮经方故也。合肥以此与高阳忿争。十三日再折，仍请带李经方去，有云马关之约，系奉朝命，无知之徒，妄生谤议；并臣有难言之隐等语。旨莫能夺也。渠谢出使及伊子三品衔恩，又十三日递折，均未召见。十六日，慈圣召见园中，赏铜器十二件。十八请训，上乃召见。张侍讲百熙有疏纠之，留中。”

该信所言是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前后的朝中政事，揭示了甲午战后的政情变化，由此可知该信写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之后。以下注明其背景。该信虽有缺页，仍依其次序按节介绍。

该信第一节谈李鸿藻之近况。杨锐深知张、李之关系，此处对李亦多言好话，称其“素荷慈知，上眷亦好，与邸（恭亲王）尤浃洽”。“内珰”，指太监，珰为汉代宦官帽子上的装饰物，借指太监，下称“珰寺”亦同。“虞山”，指翁同龢，常熟城西有虞山。

该信第二节谈李鸿章出使俄国等国后，由张荫桓与日本谈判商约等事。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清廷下达三道谕旨，派李鸿章出使俄国，祝贺俄国沙皇加冕，并派前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副使；原由李鸿章主持与日本的商约谈判，改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济宁”，孙毓汶，前节已述，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以病获退。杨锐指出，张荫桓本是言路（主要是清流）的攻击对象，然闻慈禧太后有意召回孙毓汶主持对日商约谈判而罢手。杨锐还指出，若孙毓汶果能复出，必是李鸿章与李连英的合谋。

第35节，

该信第三节谈盛宣怀事。盛本是李鸿章的亲信，主持招商局和电报局。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失势，盛亦开始寻找新的靠山，与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重要疆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