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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话”！

请问：这是不是“刚性”、“气性”、“原则性”？！难道我们要他对他诚敬怜爱的女儿们竟拧眉努目、吹胡瞪眼，充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的一派凌人抬己的臭架子不成？

我们应该“自我检讨”，懂不懂“浊物”这个名词，是何内涵质素？别让自己陷入“大男子主义”的庸俗坑淖中去。

窃以为，宝玉的两“面”不同表现，可以和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先后合参对看，岂不饶有意味可寻？似乎没有谁讥嘲鲁迅是“没有刚性”吧？鲁迅与宝玉，自不宜“硬”比“强”拉，这原不待说，但毕竟在“各有千秋”之中还不无“相通”之处——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对宝玉颇能理解，并大有赞赏之意了。这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中华文化和英雄人物的大课题，需要深研细究。鲁迅当时“千夫”纷纷“指”斥围攻，而宝玉恰好也是“百口嘲谤，万目睚眦”，不是清清楚楚地令人憬然吗？

然而那种“没有刚性”的论调至今有唱和者。这就表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也是文化教养不同，各有其思维模式。不过，人又总有些“常识”，不肯冒犯“常规”——比方，评论一下说鲁迅“没有刚性”、“哪里像个男子汉”……的高明者，大约是还不曾出现过吧？

贾宝玉和鲁迅，都不是一下子、很容易、简单地可以认识的人物。如果只用“好”、“坏”、“善”、“恶”、“正”、“邪”等等传统道德观念和“定义”来对待他们，结果弄清楚、说明白的“批评者”是不会很多的。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研芹论《红》，又比知人论世“容易”多少？宝玉是个强者还是弱者？他对什么和顺、对什么刚硬，是有分际有原则的，雪芹笔下，是写得明了的，可惜，“接受美学”的关系，致使若干人看“反”了原意本旨。这当怨谁？如何解决？有待专家开方用药，非细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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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新型圣人（下）

如何称得一个“圣”字？在某一领域造诣至高至极者就有资格。例如王羲之为书圣，杜少陵为诗圣，断无第二人可夺其位置，即是真圣，即是实至名归，万人拜服，千古不易。依此而推，所以宝玉堪为“情圣”——正如雪芹堪称“稗圣”一般。

宝玉是个情痴情种的最高代表。他的情，至大，至广，至诚，至切，至深，至厚，至痛，至真，至善，至美。这是一颗无可比喻的人类心田、心地、心境、心灵。

他之所以不同于前圣旧圣而为“新圣”者，在于他的崭新的价值观已然超越了以往的社会人生的标准尺度，而达到了一个升华至美、至大无名的境界。

我这样说，可信否？

若嫌我人微言轻，就让我拉一位名贤来作证，即《红楼梦人物论赞》之作者涂瀛，其《贾宝玉赞》已给他定了位，赞曰：“贾宝玉，圣之情也。”这“圣”字是由他先定下的，非我妄拟阿谀之词也。宝玉是“圣”者，但又不同于孔子孟子、玉帝如来，他有自己的、即新的“教义”和留下的“经典”，此经典即是《红楼梦》。

《红楼梦》不是不讲“仁”，不讲“德”，而是更高层的真仁大德——他改用了一个“情”字来概括这部经典的胜义，所谓“大旨谈情”者是也。所以涂先生看清了，此真“圣之情者”——我以为，应该作“情之圣者”，也无不可。当然，哪个是本，哪个是末，值得深入讨论。

“情圣”之圣，是以情待所有之人，不分亲疏等级，包括“不情”者在内，同一博施溥化。此其一。其二是他将“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命题转化而为积极的，大约可试拟为“人有所欲，我施与人”吧。当然，在《红楼梦》中，这“人”应特释为“女儿”——雪芹用女儿作为“人”（真正的人）的代表，那是另有一层深义，——然而也正是新型圣人与旧圣前贤的不同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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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的别号

贾公子别号不少，诸如绛洞花王、混世魔王、遮天大王、富贵闲人、无事忙，还有自呼的“怡红院浊玉”，回目中所称的“情哥哥”，书文中的“多情公子”——可谓多矣。总列而观之，煞是有趣。

有趣的是众义纷陈，各占一解。但其所以然者，是“反映”出这个少年的本性真情，志趣风格，抱负襟怀，是多么复杂地“统一”化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奇才和痴人。

若逐一个别“注释”其本义实旨，不妨试作“解人”，姑陈臆测——

绛洞花王，王是主眼，或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