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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原因没有得逞。反正大伙是反对的，现任班长竹川是个很温和的人，对“下属”很宽松也很关照，要是让高干管起事来，那大伙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我发现高干的哭不是装出来的，是真哭，流了许多泪。他伤心是肯定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往日堂堂的党员干部现如今连个犯人班长都没得干，他怎能不感到委屈呢？哭归哭，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哭过他赶紧洗了脸，又擦了马牌香脂。

9月18日：晚饭后佟管教找谈话，询问“小妹”的情况。晚上失眠了。

——佟管教一般是不找犯人谈话的，一找谈话犯人就知道不妙。到队部后佟二话没说将一封拆开的信丢给我，一看信皮知道是家信，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信还如上封会写字的家人都写了一段，还都是家中一切都好，希望好好改造。看到最后我的心就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大哥这么写：小妹已离开家，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农业大学上学，还未收到她的信，所以尚不知详细地址。一时间我有些懵。不待回过神来便听见佟管教发问：周文祥我问你，你有几个妹妹？我不假思索地答一个。又问：叫什么名字？答叫周文彩。又问：多大？答十二岁。又问：十二岁考上了农业大学？我哑口无言。佟管教一把将信从我手中抽走，一下一下敲着桌子，说周文祥你少他妈跟政府打马虎眼，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吗？！如实交待，这个小妹是你的什么人？这时我的脑子倒豁然开朗了：信中说的农业大学是指劳改农场啊，就是说冯俐也“进来了”，尽管这让我很难过，很悲哀，可也总算有了下落。唉，事到如今，隐瞒关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反正抓也抓了，关也关了，还能怎样？这么想就不担心什么了。我把真实情况对佟说了。佟大概听出我是“竹筒倒豆子”，态度好转。他把信交给我，说别再想三想四的了，好好改造是首位的。说完就放我回了。“晚上失眠”这说法并不准确，真正的失眠是想睡睡不着，而我是不想睡。或者说是在开动脑筋。大哥为什么第一封信不提冯俐的事？再是他从哪里得到冯俐到劳改农场的消息？再是北京郊区有几个劳改农场？当然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打听到冯俐的真正下落……

9月21日：请求郝管教帮助我解开心里的疙瘩。我相信郝管教能帮助我。

——请郝管教“解疙瘩”本是高冲的发明，后来别的犯人见有利可图也仿效起来，对此高冲很有意见。可这毕竟不是他可以注册的专利，无法垄断，即使不满意也没办法，他惟独对高干的所作所为不能容忍。因高干找管教谈心的目的不纯，他不是请郝管教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对管教工作提出自己的建议。提建议自然要有针对性，针对性也就是打别人的小报告。这样原本很单纯的一件事就改变了性质。也就犯了众怒。我请求郝管教“帮助”是迫于无奈的，我急于想知道冯俐的下落，希望能得到郝管教的帮助。自上次郝管教找我谈话后没再单独接触过。见我主动找他汇报思想显出挺高兴的样子，他让我把心里的疙瘩说出来。我就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态度很真诚。甚至不是把他看成管教，而是当成知心朋友。尽管这是一厢情愿的，却也换得了郝管教的同情。他告诉我北京与天津之间共有两个劳改农场和一个劳教农场，这几个地方他都工作过，熟人很多。他说可以帮我打听一下，他认为只要她在这几个地方，找到是没问题的。听了郝管教一番话我的眼湿了。郝管教见状也动了情。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周别灰心啊，你还年轻，也有文化，熬过去会有前途的。至于别的，我也不好多说了。其实也用不着多说，有这几句就足够了，我期待着郝管教的帮助。

9月23日：出公差杀牛，不慎将血溅到于队长身上，我痛恨自己不争气。

——到了伙房外面才晓得这次公差是杀牛，杀一头从附近村子买来的瘸黄牛。牛瘦得皮包骨头。不知什么原因断了腿，卧在地上。四周的景象大概已使它明白正面临刀血之灾，眼泪汪汪的，也不叫。看见这头将死的牛我的心一下子哆嗦起来，活到现在除拍死过苍蝇蚊子之外再未伤害过任何生灵，心想杀牛的公差怎么派给了我啊，我想逃避，可又不敢。管教已经指出了我的骄娇二气，逃避正暴露出自己的问题。大概杀牛在农场是桩稀罕事，于队长和队部的人一齐过来围观。操刀的是从四大队来的一个犯人，显得很神气，大声地吆喝，指挥公差们这样那样，他安排一个犯人持木棒准备敲击牛头，其余的把牛摁在地上，有的抓牛角，有的拽牛腿。我把的是一条牛前腿。那一刹不知道是牛腿在抖还是我的手在抖，总觉得抓不牢。心里恐惧极了。但听操刀屠夫一声敲，木棒就带着一股风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