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部分(第3/4 页)

，国民政府在相对落后的内地幸存下来。这使它卷人了与共产党的竞争。从1937　年年中开始，国共合作进入了另一个时期，两党竞争表面化。国民党很快就发现，共产党在战时社会剧变中会得到更大的利益，特别是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武装农民。国民党开始在其控制区内压制这种势头，派去封锁西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军队后达20　余万人。两党统一战线只是一面贴上“统一”标签的墙纸，墙背后掩盖不住的事实是两个拥有武装的集权政党互相争夺最高权力。

在避免农村社会变革的同时，国民党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其政治权力。1938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参议会以敷衍公众对成立代议制政府的要求，其成员基本上是各界的头面人物，但这个机构只有建议权，政府并没有义务一定给它答复。1939　年到1947　年间，蒋介石领导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建成了一套和国民党平行的金字塔式组织。但随着团员年龄的老化，它逐渐成为国民党的竞争对手，而这个团体又提不出任何新的思想，最终只能被国民党回收。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把全国各类法官、军官、教授和政府官员集中起来向他们灌输党义。经过两到三周的讲座、柔软体操等活动之后，这些人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国民党党纲，并由最高领导人接见，聆听训话。地方政府于1939　年实行“新县制”。以振兴县级经济和福利，但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只是恢复了古老的保甲监视制度，这对于维持地方秩序多少有些用处。政府宣传说保长由村级选举确定，因此有“自治”性质，但实际上并无记录证明当时内地农村举行过选举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都和重庆政府的抗战作风一样暴露了指导思想的贫乏。最典型者，国民党领导人此时仍热衷于争夺权力。军事委员会日渐行使文职政府的职能，控制的军队人数一度达到5　朋万。而如此庞大的政府和军队却围绕着蒋介石于1943　年出版的《　中国之命运》　一书阐述的贫乏思想运转。该书首要观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外国侵略使中国蒙受耻辱、不平等条约罪恶滔天。由于西方国家侵害中国，中国才在现代化道路上受到了那么多的挫折。蒋介石在书中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恢复古代儒家道德伦理，使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国家。同时他还要求大规模发展工业、建设国防，并把农民组织起来，闲时务农，战时当兵。

政府公务员同样生计艰难。这些“下江人”一旦随机关迁到住房拥挤、物资奇缺的战时四川，马上就遇到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飞扬的物价摧毁了政府工薪的购买力，公务员的生计等于在慢性自杀。尽管国民政府控制着出产大量粮食、食物能够自给的农业地区，但它未能用征收地税的方式增加国库收人。相反，它只能通过大量发行纸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政策基本没有触动关系民生的农村经济，但却把为政府工作的城市工薪阶层日益推进了通货膨胀的绞肉机，而他们是当时中国惟一的现代化因素。白领人士的情形也不见好。原先用于买书、购衣和添置家具的积蓄都花在了食品上，而营养不良则导致了皮肤病、胃病和肺炎。贫困使许多人不得不靠贪污活命偷生。少数发了国难财的人则宁可囤积居奇或换成黄金，也不愿将逃税得来的利润用做投资。当时的中国各个阶层整日为生计忙碌，日渐消沉，最终只是抱怨政府。而在这时的大学里，国民党力图控制高教系统使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使得学界即便潜心学术的一部分人也开始对国民党的领导提出了质疑。

美国的对华援助

在最初几年里，国民政府从苏联得到的援助远远多于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它的支持。苏联甚至派了一支志愿空军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但1939　年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苏联的援助逐渐消失了。从一开始，中国抗战就获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但得到的帮助却很少。除了从海防到昆明的印支铁路和穿越高山峡谷连接缅甸铁路东端和昆明的中缅公路之外，中国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了。

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为重庆政府送上一位积极的盟友。美国政府通过军事援助首次在中国国内事物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美国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参与中国社会生活，而中美战时联盟把这种参与热情推到了极点。1943　年1　月中国修改了和英美签定的一系列条约，宣告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正式终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时双方的合作努力在中国造成了美国势力前所未有的膨胀。在空军和军事基地、培训学校、军需和运输系统及其他建有无线电网络和航空线的战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