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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也已被历史的浪潮无情地卷走了。路翎从监狱出来，精神分裂，郁闷而死；汪明早已悲惨地死于安徽劳改农场。我是幸运的，我回来后，得到了创作室的贺敬之、赵寻、乔羽、鲁煤等几位还健在的老朋友的关怀和帮助，我很感谢他们。今天我们都垂垂老矣。不管人们用怎样的一种目光去回望往事，发出怎样的感叹，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剧本创作室”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机构，是我们党领导艺术创作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把作家们集中地养起来，用严格的政治审查来束缚他们的艺术个性，把他们培养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切都只能是对艺术生命的扼杀和对人才的摧毁。“剧本创作室”留给我们的，是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失败的历史教训。

2009年，我们又满怀希望地迎向共和国的第三个三十年的到来。5月4日，正当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日，我有幸在北京红楼旧址的一个宾馆里参加了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一个座谈会。各地来的剧作者们自由活泼地交谈着，充满着和谐的气氛。一位知名的剧作家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不为权力写作”，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几位朋友问我：你赞成这个提法吗？我回答：我赞成。因为权力可以用来压迫人，因为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有良知的作家决不为权力写作。我们要为真理和正义写作，为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为人道精神，为人的自由和幸福写作。朋友们都点头说：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艺术信念。那就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展望中国戏剧的明天吧！

2009年6月14日

（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

悲欣交集　重归剧坛

如果现在公布一份惨死于“文革”的中国戏剧家的名单，人们不仅会为悲悼死难者而垂泪，更会痛切地追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文明的民族怎么会用这样残暴的血淋淋的手段，去摧毁自己的文化精英？

田汉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诗人，他一生创作了话剧六十三部，戏曲二十七部，歌剧二部，电影十三部，歌词、诗作两千多首，文章七百多篇，这是他奉献给我们民族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他同时还是20世纪30—60年代戏剧界公认的最有凝聚力的领军人物。30年代由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最有力的战歌，后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这样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在“文革”中遭遇到了什么呢？他先是被一群鼓动起来的学生们揪斗、罚跪、殴打，受尽各种侮辱；后被秘密逮捕，由军队看管，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直到死去。田汉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患着糖尿病，看管他的人不给他水喝，逼得他喝自己的尿来解渴。他的遗体送去火化的时候，隐瞒了他的真名，用的是“李五”这样一个怪名字，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的命运一模一样。而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们，却高唱着一首《毕业歌》走向农村，这首歌正是这位被迫害而死的戏剧家30年代的作品！

一切都是这样地不可思议，一切又都是这样真实地发生。

只有当人们知道了戏剧界遭受的摧残之惨痛，人们也就会懂得为什么在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粉碎，戏剧创作会最先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了。这是“冲破禁锢后的奔腾，重见光明时的欢唱”，它预示着中国的文艺事业将迎来一个春天。

1978年5月，上海工人文化宫戏剧创作小组的青年作者宗福先，写出了第一部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反“四人帮”的剧本《于无声处》，它的演出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中国。

《于无声处》演出的时候，我还在长沙的一家街道工厂里做工。我看不到演出，但我跑到邮局买到了一张《文汇报》，一口气读完了这个剧本。多少年没有过的艺术感动，使我激动不已，一夜无眠。

我是一个被抛弃了整整二十五年的人。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到1956年的“肃反”运动，再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以后我经历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动教养，这当中经过了“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大饥饿，以及十年“文革”，最后流落在社会底层劳动。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九岁，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岁月。

这个二十五年，是我在强制下“思想改造”的二十五年。漫长岁月的囚禁和严厉的管制，使我的内心充满恐惧，长期贫困的物质生活使我的体力衰颓，我被“改造”成了一个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人。我不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