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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秘密报告交到队部揭发我。这个报告我在这册档案里看见了。看到这个报告，我的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深深的伤感，在那个残酷的环境里，改造者利用人性的弱点，发动右派囚徒们互相揭发和互相撕咬，今天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管制方法。

现在可以说，一部约有五十万字的完整的《杜高档案》留存了下来。它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唯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右派分子的原始个人档案。历史是具体的，历史的本质只能从人的命运中去认识。正因此，这部个人档案也就成了人们认识一个历史时代的最为可靠的文本根据。

《一纸苍凉》和《又见昨天》出版后，我读到了许多篇谈论它们的文章。人们认为这部档案为研究和了解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管治机制和方式，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证词”。比如人事档案制度，一本档案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而他本人却毫无知情的权利，只能随“组织”评说裁决。又比如劳动教养制度，其实与对罪犯实施劳动改造并无实质性区别，但非国家司法机关的任何一个单位，大至党政机关，小至所谓群众团体、学校、商店——都可以任意施行专政的权力，可以不经任何司法手续，就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人们从档案中看到，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凡是读过胡风的书的读者，无不被迫交代和检查思想，有的就要受审查。仅仅因为我和胡风集团的作家路翎是同事，关系友好，就要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失去自由一年零七个月。搜查审看我所有的私人书信和日记，白天黑夜连番“追查批斗”，专案组围攻审讯，以“逼供信”强迫坦白认罪。任意把暴力专政手段引入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打击普通人民。

人们看到“肃反”运动中厚厚的一堆机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友谊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个小集团，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来是年轻人特别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年轻人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内容，在那个极权时代恰恰是不被允许的。除了党团组织，特别忌讳人们相聚一起。“肃反”中全国追查各种小集团，我和几个朋友被指控为“小家族集团”，从追查我们的一言一行，追查我们写作的作品，再扩大到追查我们的历史，然后把它们都附会成反革命性质。档案里收存的那一册“反右”运动中专案组编写的在内部传阅的《有关“小家族”的材料汇编》和《“小家族”辩论会发言提示》，就是强迫人们按照预定的意图，把小集团归入吴祖光的“二流堂”，而进行大批判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在那个专制时代，一个人不仅可能因思想言论获罪，连年轻人最起码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个性遭到压抑，友谊、亲情、爱情、聚会——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人们只能生活在一个模子里，汇聚到一个组织中，只允许爱领袖一个人，只允许把思想统一到一个头脑里。这就是档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个时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点。

最为人们悲叹的，是档案中辑录的大量所谓“坦白材料”“检举材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汇报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压力下无奈地写的揭发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一些同事为表现政治积极，对我的攻击和陷害；有的是在劳教队里，囚徒之间的互相攻击和撕咬。看起来这都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实质上都是在所谓组织的驱使胁迫下进行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管治方法，普遍运用在政治运动中。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样沦为被整者，在我的档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经是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到后来的“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结局。人们会问：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之间搞得这样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所经受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一些文章引用我经历的那个“两个窝窝头事件”，来论述在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我为大家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我没有及时送回伙房，我确实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我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我进行追问。我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他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