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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单调、重复的交代，如果细细琢磨，不更是可以从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感受到曲折、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历史轨迹吗？

与个人的检讨和交代相比，读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一旦被圈定为被打击对象，每个人都会如同烤鱼一般放在火上翻来翻去，人性和人格都面临着考验。又有几人能经受如此严酷而循环反复的炙烧？

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一阵震撼。

当我撰文披露收集到这批史料的消息后，曾担心杜高先生会不高兴，然而，他却兴奋地与我通了电话，并欢迎我把档案拿给他看。至今我仍难忘他第一次翻阅档案时的惊奇。他落泪了。我默默地看着他，听到了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下一个生命的叹息。

我没有想到的是，杜先生不仅赞同我的提议，把这批档案整理出版，并与妻子李欲晓女士亲自参与整理。在我看来，杜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具有非凡的勇气。

经过几年的整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于2004年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我本以为我所收集到的这批档案是完整的，而随着书的出版，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未曾想，惊奇还在后面。

2006年冬天，杜高先生一天打来电话，十分兴奋，不停地说：“简直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原来，从澳大利亚回来探亲的赵立江（丽江）先生辗转托人找到他，给他一个惊奇——赵先生于1997年出国前，在潘家园旧书摊也买到了一册订好的“杜高档案”，它们正好是《一纸苍凉》中劳改时期的档案的补充，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了它们，“杜高档案”才算真正完整了。

几天后，我们三人在杜高先生家里相聚。历史的缘分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赵先生告诉我，他是在读到《一纸苍凉》后，猛然想到自己出国前的意外收获。他还特地为我带来一页档案的复印件，它正好是我收藏的杜高档案中注明“1960年最后一天”《检查》所缺少的最后一页（见《一纸苍凉》第293页）。杜高写这份检查，主要因为有一天他没有及时把两个窝窝头送回伙房，有多吃的念头，尽管第二天送了回去，但仍被视为“错误”而接受批判。

所补缺的最后一页的文字如下：

用欺骗、谎言来掩饰自己思想深处的坏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也是对自己极不负责的，并且也是一件痛苦的事。现在，我向组织上、向领导上剖析我思想上确实存在的这种可耻的坏念头、坏思想、坏意识以后，我就开始感到自己有了力量和勇气去正视它，和它斗争，并且一定会战胜它。

今天是1960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写这份思想检查，我感到有特别深的意义。我希望旧的、错误的东西随着旧的岁月一同永远成为过去，我希望新的思想和意识快快生长，和即将来到的新的岁月一起。

回到家，我把赵立江先生送我的这页复印件，与“杜高档案”中的那份《检查》放在一起。同一份档案，在分手之后，又回到了一起，终于成为一个整体——虽非原件，也属难得。

人们常爱说历史是公平的，那么，对于杜高，他的档案以这样的方式与他重新见面，是否可以说是对他的磨难的一种补偿呢？但愿如此。

完稿于2007年6月2日，北京

（原载《读库》0705期）

致李辉（2）

附录二

我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

我收藏了一册《杜高档案》。这是上世纪末我出国前最后一次去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时，偶然地发现并购买了下来的。我当时并不熟悉杜高先生，只是被这册档案的内容震惊了，我意识到这是一册很难遇到的一个右派分子的劳改档案，它怎么会从公安局的档案库里流失到旧货市场来出卖呢？我立即把它买了下来。

我是1961年出生的人，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杜高先生身陷囹圄、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饥馑的年月。我们相差了整整一代。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是在暴烈的“文革”岁月中度过的。少年时代我亲眼看到的许许多多残酷的斗争场面，许许多多我崇敬的文化知识分子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虐待，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正因为这样，我对收藏有关“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旧书报以及文史资料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成了我在北京工作时期唯一的业余爱好，所以我常去潘家园旧货市场，总希望有新的